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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6-22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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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报记者王尧讲述——一个卫生局干部的非典遭遇
这是一个在2003年春天不复存在的家庭。
父，高悟，51岁，北京市卫生局下属某单位一把手，处级干部。4月30日因SARS去世；
母，张洁，49岁，北京某出版社，编辑。4月20日去世，此前已确诊患SARS；
子，高佳亮，17岁，北京某附中高二学生。4月18日因SARS住进地坛医院，5月24日出院。
17岁的高佳亮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讲述了自己家庭在非典时期的遭遇。
高悟的大学同学们一直为这父子俩住院奔波，他们中的一员张万里就这些回忆做了补充。高悟是北京某医学院校1978年入校的学生，当年的同学现在大多是北京医疗界的中层骨干。
高佳亮：4月上旬，我和妈妈开始发烧。那段时间，母亲因为身体不好，去过几次人民医院。平时，我和母亲住在一起。父母分开有一段时间了，我在他们两人之间走动。我和妈妈发烧后，家里请的小保姆也开始发烧。
爸爸懂医，担心我们是SARS。没想到，我们家的悲惨经历开始了。
4月14日，周一
张万里：这天高悟上午上班，下午出差去郊县。51岁的他，是个踌躇满志的人，负责单位里的一个药厂的新项目。
晚上他知道儿子发烧后，马上赶到，叫了120,拉上母子俩就近去了人民医院。当时，谁知道人民医院成了那个样子？
孩子妈妈拍胸片后，肺里有事；儿子高佳亮发高烧，但是片子显示肺里没有问题。
高佳亮：当时我们在急诊科，发烧病人特别多。妈妈留在观察室输液，她的体温降了，一直在睡觉。我印象里，这个观察室有几十个病人，还有陪护的家属。
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让回家休息。我们主动留在了观察室。
4月15日，周二
高佳亮：第二天早上，我和爸爸坐出租车回家，我发烧，实在走不动了。烧得都不想接同学的电话。因为接电话，要坐起来。
张万里：高悟打电话给单位，说他有些不舒服，发烧。一天都在家里。
高佳亮：离开医院前，我让妈妈一起回。妈妈说，她胸闷，不能回去。安顿好妈妈后，我们才走。
没想到这是和妈妈的最后一面，就这么残酷。
4月16日，周三
张万里：高佳亮妈妈确定是得了SARS，疾控中心去家里消毒。我们认为，他们父子在家里不是办法，去医院能得到治疗，是最好的办法。
高佳亮：又打电话叫来120,把我们送到了人民医院。
没有见到妈妈，医生说她去住院部了。具体在哪？他们没有告诉我。从我妈进住院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任何情况，我都不知道。
我的胸片有问题了，但是还是打点滴，继续留观。医院的环境实在不好，床已经满了，我们发着高烧，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身高一米八多的爸爸，也只能蜷缩在一个小板凳上，打点滴。
我受不了，只能回家，从小区到家门口平时3分钟的路，我走了20分钟。家里床上湿漉漉的，都是我去医院前出的汗，我只能再躺上去。
张万里：让一个高烧病人，坐在一个楼道里的小板凳上，打点滴，体力消耗该有多大。我们打手机问他，今天你在医院吃饭了吗？他说：“哪有吃的呀？谁管我们呀？”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他赶紧住院。如果人民医院再接收不了，就往我们市卫生局下边的医院转。
4月17日，周四
高佳亮：早晨，我爸也回来了，倒头昏睡。
张万里：我们打手机给高悟，他说：“我已经耗得筋疲力尽了，熬不下去了，只好回家了。”“医院怎么能让你回来？”“没人管，随便进，随便出。我总不能在小板凳上等死吧。”
高悟是一个学医的人，知道SARS的传染性，可是为了求生又得不到治疗，只能这样进医院，再出来。
下午，我们一个同学去给他们送药。
送药的同学：我们懂医，见了他，保持了一定距离。他在前边走着，我在后边跟着。我的心里很疼：“他太无助了。那个时候，得了SARS的人太无助了！”
高佳亮：那时候，我以为得了 S ARS，只能躺着等死。姑姑说，你们发烧第五天了，都烧成这样了，床位怎么还没有落实？北京的医院怎么了？
张万里：我们动用所有的关系，要给高悟父子找到一个住院的床位。卫生系统里能管事的人都找了，甚至市卫生局的一把手都找到了。上边答复了：“高悟是咱们卫生局的人，大家都在着急呀，让他再坚持坚持。如果有一个床位，就是高悟的。”
很多渠道反馈的消息，这个时候，北京市真的没有给 S ARS病人的空床位。
高烧中，他们又耗了一晚。
4月18日，周五
张万里：在早上的电话里，高悟说，他浑身没劲儿，连一个咸菜瓶的盖都打不开了。下午的电话里，高悟在咳嗽。听见他的儿子在电话里叫喊，我要烧死了，爸爸送我去医院。我们问他，要不再去人民医院？他说，我们对那里已经恐惧了，死也不去那儿啦。
他们爷俩绝望了。高悟说，我们觉得不行了，我们在等死了。
张万里：我们的心都碎了。忘了自己的身份，四处哭着打电话求人：“救救他吧，救救咱们卫生局的中层干部吧。”
电话一直打到半夜。回来了一些答复：“你们做做工作，让他们去人民医院吧。争取让他们收下来。”“我们的病人都在院子里输液呢。”“我们都无能为力了。”
忽然来了消息，有了一张地坛医院的床位。可是父子俩呀？高悟说：“让儿子先进去吧！”
高佳亮：我爸把活的机会给了我。
张万里：来接儿子的救护车看到父亲病成这样，把父亲又就近送进人民医院。可是在医院门口，医院收不了，又是一番周折，托人，打电话。一个SARS病人，三进三出，就这样反复加重感染。
张万里：这一晚，高悟很惨。我们在手机里随时指导他，眼泪一直止不住。他站都站不住，自己扶着墙，排队去查血。胸片也出来了。
他在手机里说：“我这是SARS，无疑了。”“大夫怎么说？”“愿治疗就输液，不愿治疗就回家吧。”“你千万别回家。”“浑身冷，没有地方坐。”
高悟姐姐：我们给这家医院打了无数个电话，我们说，请你们帮忙给这个病人找个避风的地方，帮他找个凳子。医院的答复是———人太多了，没办法。
张万里：电话里，他说，又找到了一个小凳子，坐下来了，可以输液了。
我们安慰他：“北京市再有一张床，就是你的。”
4月19日，周六
高悟姐姐：家人一夜没睡。早上的电话里，他说，昨晚上厕所，摔了跟头，脑袋上摔了个包，半天爬不起来。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这包长好了没有？
张万里：电话里，他说，有躺的地方了。有个人出去了，我可以在他的床上躺一会儿了。听到这些，我们同学又开始求，开始找床位。
终于来消息了，地坛医院临时腾出了一张床：“赶紧把高悟送进来！”“来接我的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呀？”高悟在等待中着急地打了很多电话。他要和儿子在一起。
这晚11时多，高悟在发烧第六天后，住进了地坛医院。
我们这些同学彻夜未眠。我们还算卫生系统有点地位的人，为一张床怎么这么无能？我们明白局面失控了；我们担忧，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得了 SARS会怎样？
我们的一个在高校任职的同学下了决心，一定要走后门买几套隔离服。他说：“咱们经历过这些事的人知道，一个得了 SARS的病人是多么无助。万一我的学生得了，我要穿着隔离服，跟他们进去，直到他们住进了病房。要不，他们没吃没喝没人管呀。”
4月20日，周日
张万里：早上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行了。他说，你讲的大道理，我都懂。
高悟姐姐：下午，高佳亮的爸爸在病床上，接到了人民医院的电话，高佳亮的妈妈去世了。孩子妈妈住院时，医院留的是他爸的手机号。
我觉得，他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
高佳亮：爸爸什么时候住进了我的病房，我都不知道，我在昏睡中。后来，爸爸在电话里安排妈妈的后事。我才知道，妈妈死了。
妈妈死了？我不相信。爸爸告诉我，妈妈是心脏病猝死。这怎么可能，妈妈没有心脏病呀。她不是已经确诊 SARS了吗？
当时，我想我只有和爸爸相依为命了。
张万里：知道孩子妈妈去世的消息后，我们打电话安慰高悟，但是不能说破，总是绕着说，告诉他不要七想八想，好好养病。
谁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4月20日之前，我们很多医疗界的人都是痛苦的“两面人”。
这边，明明知道高悟有病住不进院，那边还要传达“北京得到控制”的文件。那种要求歌舞升平的形式主义，真是害死人。
4月21日，周一
张万里：高悟的手机关了。医院说，他用了无创呼吸机，情绪一直很不好。我们又给他送进一个手机。听说他打出一个电话，安排自己住院前开的那辆车。
我们再也没有打通他的电话。
4月27日
高佳亮：本来我和父亲在一个病房，直到这天，护士帮我换了个病房。
护士说，爸爸要进行插管手术。
4月29日
高佳亮：我扶着医院的栏杆，晃晃悠悠，去爸爸的病房。我站在门口，没有力气走进去。我远远看着爸爸。
后来几次，护士不让我过去，说爸爸转到其他医院了。我怀疑，最近我们病区没有救护车进来呀？我让自己尽量往好的方向想。
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爸爸。
4月30日
记者：我们的摄影记者贺延光目睹了高悟最后的抢救场面，拍下了那张“医生站在死者病床前久久不愿离去”的照片。
高悟，走了。
当护士把高佳亮爸爸的遗体推过高佳亮的病房时，这个17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爸爸去世的消息，突然，他在病床上跃身坐起。一个护士马上用身体挡住了这个孩子的目光。
高佳亮：我想知道那个被裹在白布里的人，是谁？
5月23日
高佳亮：这是我出院的前一天，心理医生告诉我，爸爸去世了。其实，我已经有预感了。
我17岁了，要学会坚强，我的眼泪没有掉下来。
其实那些天来，我一直渴望找到爸爸，我快康复了，我要献血浆救他的命。
在病房里，我一直在锻炼身体，本来我打算养好身体，伺候爸爸……
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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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6-22 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