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裔少女对语文课的生动描述

Aha

用“众矢之的”来形容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学，大概不算夸张。美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情况又如何？我们来看看一个美国华裔少女对她所上的语文课的生动描述，或许能够比较出，哪些问题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带有共性的，哪些问题具有“中国特色”或者“美国特色”。 老师甲：希欧拉先生 我一直跟英语课特别有缘──美国的英语课，相当于中国的语文课。九年级从宾夕法尼亚州转到新泽西州的新高中之后，我这个期中插班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英语课。 高中第一位英语老师是弗莱德里克·希欧拉先生，一个至少有三百多磅的彪形大汉，看上去简直像一座城堡。不过，用我朋友西莉娅的话说，他 “胖是胖，但胖得有味道”。由于课教得好，思想有深度，深受同学的喜爱。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没来得及觉得他可亲，先觉得他可畏：一头黑发从中间分开，梳得一丝不乱，嘴上的黑胡须也是一样地小心梳理，油光滑亮，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有条有理、见不得一点混乱的人。他表情严肃，毫无笑容，声音低沈有力。 希欧拉先生教的是九年级的四个英语荣誉班中的两个。我去的那阵子，正赶上学完希腊神话后，全班分组作项目。而我这个新来者没有接触这些内容，完全茫然，插不上手，只能一边拿本希腊神话囫囵吞枣地恶补，一边坐在墙边旁观各个组“百花齐放”，偶尔到某个组去帮帮忙。只见有的小组组成 “法庭”，审判帕里斯从希腊人那里夺走美女海伦以导致特洛伊战争的罪行，还拉了我去客串一个小角色；有的小组拍了部表演录像放给大家看，讲宇宙的起源和宙斯、希拉的故事；有的小组则根据希腊神话编写了小故事、小谜语……有声有色，让我看了十分佩服──也佩服希欧拉先生引导有方。 希腊神话这个单元讲完了以后，我们又在班上接连读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 (William Goldings)写的《蝇王》、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王》等等作品，这时，我已经能跟得上进度了，对希欧拉先生就更加佩服，有时简直可以说迷信 ──每次上他的课，必有收获！ 上英语课，他喜欢指挥同学们把桌椅围成一个圆圈，但他仍坐在讲台上──我怀疑是因为他身体过于庞大，塞不进任何一张普通的椅子──然后对读过的书中某一段，开始讲课或者组织讨论。大部份时间是他在滔滔不绝地说，而我们屏神敛息地听着、作记录。他讲得句句在理，丝丝入扣，一一指点出我们在自己阅读中忽略了的妙处。有些课他讲得如此精彩，我手不停挥，写笔记写得手指都麻了，恨不能把他说过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有好几次下课铃都响了，但同学们正听得起劲，赖在教室里不肯走，直到他把我们都轰出去为止。有一次，我读完《凯撒王》之后，初生牛犊不畏虎，斗胆举起手，在班上批评莎士比亚这部剧本结尾写得不好， “怎么能这么迅速地结果这么多的主要人物，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同一幕中死去呢？”太不真实了，太草率了，也太生硬了！希欧拉先生听了，笑笑，表示部份同意我的看法。而我可着实为自己能提出这么个“新颖的观点”而兴奋了好几天。 下半学年，我们连着读了好几个现代剧本，除了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我的儿子们》之外，还有《安德森审判》(The Anderson Trial)和《继承了风》（Inherit the Wind）。这两部作品都算不上是传世之作，在文学成就上绝对比不上莎士比亚，但是它们所表现的哲学问题和人所遇到的痛苦抉择，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对我而言艺术震撼力一点不差于《凯撒王》。希欧拉先生的讲解更是高潮迭起，尤其是在解读《安德森审判》的时候。 这个剧本是写上个世纪美国内战期间的一个真实故事。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赦免了所有在南军中打仗的官兵，唯一被送上法庭的人是一个名叫安德森的北军下级军官，原因是他在战争快结束时杀害了一批俘虏。这个剧本写对这个军官杀人罪的审判，以及其中涉及的道德问题。 安德森军官并不否认杀人，但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执行命令”，在尽他作为一个军人 “应尽的职责”；而检方则说，他这样滥杀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俘虏，根本就是“人性的泯灭”。 在课堂上探索这部作品时，我发现一向很沈静谨慎、不苟言笑的希欧拉先生情绪异常激动紧张，这显然是对他来说十分特别的一部作品，讨论的问题也是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后来，与我新认识的朋友们闲聊，才了解到希欧拉先生的经历背景。原来他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复员军人，在被征兵前，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一段时间的书，本来是要作个神父的。从越南战争回来，他大概心灰意冷，放弃对神职的追求，结婚生子，才成了一名英语教师。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们这年读的小说、剧本大部份都和战争有关。我又不由得想到：他在越南一定是见到无法描述的恐怖残忍的景象，才会对宗教心灰意冷吧？ 在就《安德森审判》一剧写分析作文时，希欧拉先生所出的选题之一吸引了我：“对国家或上级的忠诚，与对自己的信念的追求，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请著文说明。”在埋头阅读这个剧本时，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半天，感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回到家里，几个小时推敲琢磨，几个小时奋笔疾书。文中，我语调激动地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而辩护，又拉出洛克、康德等一些我知道一点的哲学家的观点来壮大我的论点的声势，最后再加上一个有力的结尾：“因此，在良心和职责冲突的时候，一个人应该按照自己所相信的去作，因为他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希欧拉先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给了我一个 “Ａ+”，又在文章后写道，“这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我真是喜出望外，足足心花怒放了两个星期。两年以后，１１年级末尾，我申请一个机构举办的全国性学术夏令营，申请表上要求交三篇作文，其中一篇要“阐述一个哲学观点”，我用的就是这篇文章。我感觉它是我高中时最辉煌的 “成果”。 　　老师乙：维斯基夫人 九年级结束了。我们跨入了十年级“美国文学”课堂。新语文老师维斯基夫人与庞大如山的希欧拉先生正相反，是位文文弱弱的女士，大约四十多岁，棕色的齐耳短发中已带了些银丝，说起话来总是带着一丝笑意和一丝令人捉摸不定的嘲讽。 刚刚上她的课时，我十分不习惯。与希欧拉先生那种威严相反，维斯基夫人在课堂上更多的是轻松、机智和亲切。她十分注重讨论，鼓励大家多提问，多抒发己见。而已经习惯于在课堂上跟随老师思路的我，被她那些连珠炮似的问题弄得应接不暇，喘不过气来──自己的脑筋好像就是比别人慢了半拍。 我对她这种教学方式颇不以为然。我喜欢从老师那里听到对一部作品的权威解释，而不喜欢把课堂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同学们一些语无伦次、莫名其妙的发言上。但维斯基太太却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 我也不大习惯这种敏捷的答辩方式──我说的话一向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呀，怎么能像我的有些同学那样，对一些复杂深奥的问题不假思索地脱口回答呢？所以，在班上不胸有成竹不开口的我，竟没有多少发言的机会，感觉上得不到老师的器重，对英语课不由得也产生了抗拒心理。 事情的转折点是在开学后约一个月。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美国作家J·D·赛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作品讲的是一个苦恼的高中生荷顿·考尔菲德在纽约流浪时的经历。我们在课堂讨论荷顿的性格弱点，维斯基夫人让同学们想一想，荷顿的苦恼和孤独，“有多少是他父母的错”。我一听，她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荷顿的种种不快都是因为他父母不关心他？不能苟同！于是我举手与她争辩。 维斯基夫人说：“荷顿的父母为什么要把荷顿送到离家很远的寄宿学校去，为什么半夜才回家？为什么草草问候一下他们的女儿、荷顿的妹妹费比就了事，明明闻到她屋里有烟味也草草放过？这是一个称职的父母所做的事吗？我也是个母亲，我可以告诉你，这绝不是我做的。” 我争辩道：“但是他们还是关心孩子的，只是……只是不了解他们，做事做不到点上而已 ──许多父母都是这样的，以为花钱让孩子上好学校、给他们足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他们不关心费比的话，又何必深更半夜疲惫不堪地回家时，先进她的屋来看她呢？又何必对着荷顿大发雷霆呢？这说明他们还是担心他们的孩子的。而且 ──而且我最反对这种孩子一作错事就怪父母的作法。荷顿也够大的了，他也可以自己作选择了嘛。他对人的不信任是他自己性格中的弱点造成的。” 我愤愤不平地说着，没有注意到别的同学都安静了下来。我和维斯基夫人两个人争论了大约十分钟，当然没有争论出什么结果来──不过我暗暗觉得她也许有理一点──让我自己惊讶的是我突然对书中的人物产生的那种热情。在为荷顿的父母辩护时，我就好像是在辩护自己认识的人一样，甚至是好像在为自己的父母辩护。这是和我上希欧拉先生的英语课是完全不同的。去年一年中，我阅读的乐趣是从思考书中的哲学问题，试图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刻含意而来的，就好像在拼出一块一块艰深但精美的拼图一样，但跟作品所描绘的现实始终隔着距离。就算受到了感动，也是一种对抽象的 “人类”所遇到的难题和悲剧的感动。但今天，我却突然感到了这些人物作为真正有血有肉，有悲欢离合的 “人”，他们作为个体的魅力。我在维斯基太太的引导下分析他们的处境，理解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感受有了切身的体会。我进入了书中的现实。 事隔这么久，我也明白了维斯基夫人为什么提倡课堂讨论。她想让我们每一个学生，与这些文学作品有属于自己的思考和交流。她想告诉我们，那些作品不是死的，一动不动躺在那里由专家剖析，写出权威性的诠释；他们是活生生的，你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用自己的心灵与之交流之后才会爱它与理解它。对同一段话、同一段情节的解释可以有多种，这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精妙之处──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心灵。 这些道理是我现在才总结出来的，那时，我只是朦朦胧胧地领悟到了维斯基夫人的智慧，不再那样反感她的教学方式了。相反，我开始感激她在课堂上鼓励独立思考的风气。我感觉出来，同学们发言的水平在慢慢提高，课堂的讨论也一天比一天有意思。最感动我的，是维斯基夫人对待书本中人物的爱护和温柔，让我觉出她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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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次，在学期中，我们刚刚读完美国作家霍桑写的《红字》，维斯基夫人布置功课，需要每人写一篇作文，两个星期后交；但是她把我和另外一名男生布莱恩叫出教室，问我们“愿不愿意两人合写一个剧本来代替作文”？愿意，当然愿意！“就写女主角海丝特和蒂姆斯蒂尔在书最后在森林里相遇的那一幕，但要改写书中的情节，让他们两人做出不同的决定。” 维斯基夫人让我们把这件事暂时保密，两星期后在班上“公演”。 怎样才能有力，怎样既让同学们爱看，同时又保持原书的思路理念和艺术风格？合理的结尾是什么？我和布莱恩颇下了一点功夫。最后商量出：让海丝特和情人在森林中激烈地讨论罪恶与惩罚的关系后，来个“大团圆式”的结尾──两人重归于好，双双逃离令人窒息的小镇，寻找美好的明天和崭新的爱情。 书中女主人公海丝特因为与情人“通奸”，被迫在胸前挂着个大大的“Ａ”字，作为淫妇受到的惩罚，我在公演那天，为了“进入角色”，特地在家里用红布剪了一个大“Ａ”字，在学校里戴了一天，直到演出完毕才摘下来。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我与维斯基夫人之间唯一的一次冲突。那是在刚刚读完史蒂芬·科雷恩的《红色的勇敢勋章》（Red Badge of Courage）这本书后，维斯基夫人让我们全班同学分组，设计出一本以《勇敢勋章》为主题的杂志，杂志里得至少有三篇插图、三篇短论文、一部书评，和一部根据这部作品情节改编的电影剧本。这次分组活动可苦了我，我们组成员有七八个，但竟然有三个人读都没读完《勇敢勋章》，大概是因为它是用印象派手法写成，细节琐碎，风格奇怪，不容易读。但是，不读完它怎么可能写出好作文来？结果最后，整个杂志中大部份工作都是我作的─ ─整个电影剧本、两篇论文，和诸多插图。 我感到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一到分组进行团队作业，一般都是那真正关心学业的学生倒霉，他们自然会努力地去做，大部份工作都落到他们头上，吊尔郎当的学生反而坐享其成。于是，我有感而发地给我们高中的校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合作学习”的种种弊端。 登出之后，没想到维斯基夫人特别认真地在班上用了半节课，来回答我在文章中的种种质疑。她说，在合作团队作业中，分数和成果还是其次，最主要是培养学生们与他人合作的习惯与互相配合协调的本领──这种本领到了社会上是十分需要的。她说的真的都很有道理，弄得我反而十分不好意思。 认识维斯基夫人久了以后，我总是在脑海中把她和简·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那个灵敏狡黠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本奈特联系在一起。我常常想，伊丽莎白到了中年以后，一定就是维斯基太太的模样和性格。 在她教的课程结束之后，维斯基夫人仍与我保持联系。我争取几项重要的奖学金，以及我申请耶鲁大学的推荐信，都是她为我写的。现在，上大学已经两年了，我还是喜欢到原来的高中去拜访她，与她谈话。 　　老师丙：德仙纳夫人 我对下一年的英语课──“英国文学”──也十分向往。老师德仙纳夫人是位金红色头发的老太太，总是笑容可掬，看起来像个慈祥的祖母。 她的教学方式与以前老师都不相同。她注重的是一部作品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学流派的变迁，因此，在读书时，她格外注重交代一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生平，以及作品的历史位置，而较少谈到作品本身的艺术力量。这又是我所不习惯的！ 开学前那个暑假，英语课的预习作业，是读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和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两部多么震撼人心的作品啊！我在阅读时，胸膛中涌出那么多对这些作品的感慨，简直满得几乎要溢出来了。我渴望着能与同学们分享交流，在课堂上对这些作品的描写、风格、人物性格、情节的发展，以及它们的思想进行激烈辩论。我甚至想出了几句“惊世骇俗”，能让同学们气得对我嚷嚷出来的话。 但是，德仙纳夫人并不鼓励这些。她的教纲是以时间顺序排列的，先让我们读英国文学的源头──十二世纪用古英语创作的史诗《贝尔沃夫》（Beowulf），是一个英雄与野兽搏斗的故事；然后，再读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然后是马娄的《浮士德》，接下来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再后来才轮到《简·爱》，然后是浪漫主义诗歌……等等。在读这些作品之前，她让同学们把教科书中，每一部份开头那段讲英国文学史的段落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出来，还要求回家就这一段记笔记，考试的时候也要考到这些知识，像谁谁谁出了第一部浪漫主义的诗集呀，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哪一年呀，自然主义提倡的是什么样的风格呀，等等。许多同学叫苦不迭，抱怨说这简直就是历史课了。 我不很同意德仙纳夫人的许多做法──我当时一些模糊的念头是进了耶鲁大学之后，与同学进行讨论时才变得清晰起来。耶鲁也有一些教授提倡用历史眼光看文学，从文学中洞察作家所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风貌。而我则觉得，这样做恰恰忽略了文学作品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它的不朽的美，它打动我(和一代又一代人) 的美。我在耶鲁上文学课时，曾对着提倡“历史性的阅读方式”的教授直通通地问道，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只在于被阅读者通过它来了解历史，那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位农家女的日记和雨果的作品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后者广为流传而前者没有？后者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读它？ 我并不反对对文学史理解得更深一点，这些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在她的讲课和对同学的提问中，我也发觉，德仙纳夫人是个相当聪明的女士──她喜欢哲学，曾因为我知道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创始者是杰尔米·边沁（Jeremy Bentham）而在课堂上着实把我赞扬了一通。她也相当勤奋好学，每个暑假都要去英国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上一两门英国文学课。 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她却一点也没有把她平时所想的问题带到课堂上来。是不是觉得我们还太年轻，担心 “对牛弹琴”？或许，我对英语课的这些要求仅仅是我个人特别爱好，别人并不作如是想？但是，事实是，前两位老师所深入触及的那些层面，引得全班同学都如醉如痴呀？ 现在想来真是难以置信：读《哈姆雷特》，三个多星期的时间，竟然一点也没有讨论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也没有讨论剧中所涉及的种种命题：关于死亡，关于复仇，关于命运，关于戏剧艺术中的种种问题。她只是给同学分配了角色，在班上把剧本从头到尾地演了一遍──那意思是，把剧情弄懂就行了。同学们都不是专业演员，演技自然十分拙劣，只是拿着剧本把台词照读出来，而且，由于我们班女生多于男生，经常得要女生反串男性角色，有时候甚至连哈姆雷特本人都成了女的。虽然演起戏来班上也颇为活跃，十分好笑，但总的来说让人非常惋惜。 在读浪漫主义诗歌时也是一样，德仙纳夫人的着眼点，在于让学生把每句话都“弄明白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作业，是要求我们把一首济慈的诗“翻译”成散文。这和我后来在耶鲁遇到的把济慈《夜莺颂》中一句诗的用词和韵脚推敲了五十分钟的讲师，真有天壤之别！而我是到了耶鲁之后才又重新喜欢上浪漫主义诗歌的。 　　老师丁：陆卡思小姐 陆卡思小姐是维斯基夫人的好朋友，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第一次见到她时，只觉得她其貌不扬，矮矮的个子，稍微突出的嘴巴──恕我不敬，有时神情活像一只老鼠。 陆卡思小姐是我所有英语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个，只有三十多岁。她很随和，没有老师的架子，反而有点像我们的同龄人。她说话的语气总是半带嘲讽的，上课的时候喜欢说笑话，好像在尽力取得学生们的信任和认可。她结过婚又离了婚，没有孩子，现在和未婚夫比尔同居。她十分直率，也很开放，这些关于她的私人情况，都是刚刚开学头两个星期她就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作派完全不像严肃的希欧拉先生，他在课堂上是绝不会提私事的。 开学一个多月后，她邀清同学们每星期二与她和维斯基夫人共进午餐──“让我好更亲密地认识你们”。头一个星期去了三四个人，第二个星期只剩下我和我硬拉去的朋友丽贝卡了。到了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二，只有我与维斯基夫人和陆卡思小姐共进午餐。 我和陆卡思小姐的友谊就这样开始。每星期二，我从来不误这个“午餐约会”。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我和两位老师，天南海北地聊着天，谈着自己喜爱的书、最近看的电影、和近几天发生的事。在英语课上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的那几个星期，我们在午饭时会因为海明威的风格到底是帮助了他还是阻碍了他而争得面红耳赤，连饭都差点忘了吃。陆卡思小姐是不喜欢海明威的。那本书，她对我私底下承认说，是打着哈欠，分成好几次才读完的，而且还得硬着头皮读那些文学评论，好在班上讲课。我被她的直率所感动，也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也并不喜欢海明威，而且一直有内疚感。 有时候，两个老师也会争论起来，我在一旁听着也觉得十分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在课上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时，维斯基夫人和陆卡思小姐午饭时认真地争论作品主人公达西先生究竟可不可爱。 “一点也不怪伊丽莎白不信任他──他的性格真是拒人以千里之外。”陆卡思小姐十分愤愤不平。 “但是他多么英俊啊！”维斯基夫人捧着脸，闭着眼睛，陶醉地说。“而且，他们都还是孩子呢。” 更有些时候，两个老师头天晚上没有备完课，于是利用午饭时间，在我面前像小学生赶作业似的画画写写，有时还提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有一次，刚刚考完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两个老师在判卷子，维斯基夫人因为一道题许多学生都答错而大发娇嗔，最后索性把我当试验品，用以测试题目的难度。 两个老师也有心情低落的场合。有一次星期二，我步入教室，发现两个老师都皱着眉头。 “格莱格的父亲刚刚来过，”维斯基夫人告诉我说。格莱格是我班上一个虎背熊腰、成绩还不错，但对文学一窍不通的橄榄球队员。 “他在这里大发雷霆，认为我不该给他的儿子的作文一个Ｃ。末了，他还说，‘论文上写的都是个人观点嘛，有什么对错可言？你怎么能给一个人的观点打分呢？尤其是在英语这种哄小孩子的科目。’”“这种人简直不可理喻！”陆卡思小姐激动地说。

何钊哲

这么长??能不能省点?

森呼吸

哪一天我们这边的老师有这样的素质和理念。 从自己开始努力 ：）

闲闲

楼上JJ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