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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撒手人寰，各自创造的纪录
嘉庆三年十一月中旬，乾隆为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而“以勤致疾”，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而有机会还“训政无倦”，召见臣工如常。嘉庆四年正月初一，乾隆御乾清宫接受皇帝及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庆贺。初二，“圣躬不豫”，早晨仍作《望捷诗》一首。嘉庆侍疾养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释”，似乎因未能举行“九旬万寿庆典”而遗憾。傍晚病情加剧。初三日（1799，2，7）辰刻“驾崩”。“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皆曰此近百岁老人常事。且今新皇帝至孝且仁，太上皇真稀古有福之太平天子云。”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78页）乾隆逝世后，照例发布《遗诏》，提出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嘉庆遵旨，为乾隆成敛，梓宫置于乾清宫正中，陈奠举哀。嘉庆本人及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公主、福晋及侍卫以上的妻子等，俱成服按班次举哀。嘉庆表现出比其他人更为悲痛。 为乾隆所办的丧事基本上是按成例，也不甚铺张。同年5月11日，为乾隆上尊号，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这是根据谥法“肇纪立极曰高”而提出的。后世合称“高宗纯皇帝”，或简称“清高宗”。同年九月十五日，乾隆被葬于裕陵。乾隆帝终身掌权，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父死当天即位，以乾隆为年号执政60年，在太上皇位上4年，创造实际掌握中国政权跨65个年头的空前纪录（1735,9,20-1799,2,7,实际执政63年又4个月另12天）。
1799年12月13日上午10点至下午3点，顿骑马顶着风雪巡视了农场，晚上得了急性咽喉炎。恐怕晚上打扰别人，14日上午他才让请医生治疗。下午，顿请夫人取出两份遗嘱，让她把其中的一份烧毁。对医生们说：“我感觉自己不行了，我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你们最好不要再为我麻烦了，让我安安静静地去吧！”晚上10时，顿最后说：“死后葬礼不要过分，3天后下葬”，心脏停止跳动。18日，顿的葬礼在芒特弗农举行。在礼炮声中，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护卫队走在前面，后面是四名牧师，两名仆人牵着顿生前使用的马匹，驮着将军的手枪、枪套，顿的遗体由军官们抬着缓缓向前，后面跟着家属、好友，最后是送葬队伍。当牧师带领大家唱起葬礼曲、念了祈祷文之后，人们把顿的遗体安放进墓穴。人们情不自禁地恸哭起来。顿逝世的消息传遍全国，美国全体民众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这位开国元勋，为后任们留下轻易不敢逾越的首任四年，再任八年，二任之后引退的任期大限。
在位时是否受到监督制约
乾隆在位时，向他提建储建议的秀才金从善被杀头。1886年弹劾权臣和珅的家人刘全逾制不法的御史曹锡宝、1887年弹劾和珅亲信、直隶总督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都受到严厉惩处。皇清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毫无纠错能力。人民起义此伏彼起。
美利坚民族格外珍视民主传统。先辈们是不堪忍受专制压迫才来到新大陆的，“五月花”号公约就是他们希望的统治原则。他们非常担心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被专制、独裁取代的悲剧在新大陆重演。对民族有大功的人最可能异化为对民族有大罪的人。刚任总统后，顿有一辆精致的专用马车，尽管不能与后世的空军一号媲美，仍受到民主人士非议：“华盛顿并不反对在共和政体上装点君主制的色彩”，君主制的浮夸虚饰和好出风头已“越过大西洋牢牢埋藏”于美利坚共和国之中。顿的左右手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争吵，也以是否有人正在玩弄各种手法使美国走向罪恶的君主制度的深渊为焦点。据说得到财政部资助的《合众国报》每期都颂扬财长汉密尔顿的天才和德性。有人讽剌：如果华盛顿是这个国家的“国父”，汉密尔顿就是他的“长子”了。杰斐逊和麦迪逊另请人办了反对派的《国民报》，揭露专制阴谋。顿第二任就职前十天，是他62岁生日，首都费城举行庆祝仪式，教堂每半小时响起钟声，海湾舶船彩旗飘扬，两院成员和数百公民等待总统会见……弗雷诺主编的《国民报》抨击这种君主式的生日闹剧已由一些邪恶之人为了邪恶的目的以极大的努力加以推行。人民已经克服了感情上的脆弱开始带着自由人的气概对政府的宴会和其他庆典感到厌恶。就连被怀疑为推进君主制的汉密尔顿，也不赞成举行隆重的、有群众参加的顿的第二任就职仪式，建议总统只需在各部门的首长面前宣誓就职即可，杰斐逊表示同意。顿被限制在参议院的小房间里，心头火起，发表了几句演说就以最快速度离开会场。他事后写信发牢骚：“在我任职期间，我就把自己视为公仆。如果他们在此期间，进而将我称为他们的奴隶，我亦无异议。”顿在任时还被舆论和报纸说成是“政治伪君子”、“政治老糊涂”、“傲漫的专制君主”，不是“国父”而是“后父”。（均见余志森上书）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元首。正是有了高度民主权利意识的美国人民，才造就了不敢侵犯人民权利的美国元首。
元首生命结束是否成为政策变更的契机
乾隆这位东方巨人倒下去了，他的时代也随之结束。嘉庆亲政伊始，就把乾隆压制的宗室，原降贝勒，或降郡王者，一一重新晋封。又赦乾隆间文字狱涉案人员。最大快人心的是，把权倾一时的和珅逮捕下狱，处死，勒令抄家，为推行新朝之政扫清了道路。
华盛顿的逝世对美国的政局未发生影响。人们并没有因为怀念他而多投他所倾向的联邦党人的票。1801年，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
当时及后人对两位元首的评价
同治光绪年间领阁事20馀年的礼部侍郎、文诚公李文田“心恒不满，常言‘乾隆帝以桀、纣之行，享尧、舜之福。’”（叶恭绰：《遐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李文田还指出鱼肉百姓必然要付出亡国代价：“使（俊去亻旁加月旁）削而果无他患，唐至元明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清史稿》本传）清末诤臣赵炳麟后来引用张一仁的话为大清盘账说：“张仲仁—麐曰，中国文化之衰，始於乾隆时；乱机之伏，亦始於乾隆时；清室之亡根，亦植於乾隆时。盖其时卿相，惟以词藻结知遇，以功名为光宠，以引用门生故吏为得计，以摧残士节民德为快心。其弊也，贪黩成风，民艰不恤。虽仁宗出而一诛和珅，终未挽回风俗。酿而至道光间之政治，流寇四出，清室将亡矣。赖有曾文正、罗忠节等，讲根本之学，起而亟救其弊，於是苟延残喘。文正中年以后，大功成而忌者众，事多掣肘，亦未能奏移风易俗之效，而淮军起而代之矣。淮之领袖，尚功名，植己党，亦乾隆时卿相之故智。再传而项城练兵，又代淮军，遂为今之北洋系。竟委穷源，可知中国衰弱乱亡之胎，皆蕴结於乾隆时也。仲仁久赞项城幕府，而反对洪宪帝制，几受巨祸，故知之深，而言之痛。”（赵炳麟：《柏岩感旧诗话》卷三，页三，见民国年间印《赵柏岩集》）
美国费正清评论：“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年方5岁即登宝座而使全欧为之咋舌，但他却自1661年统治到马萨林枢机主教死了以后的1715年。康熙皇帝8岁登极，自1669年统治中国至1722年。他的孙子乾隆为了不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统治到60年让位，实际他继续执政了3年，至1799年死去。这两个长达60年的君主专制，每个都5倍于罗斯福总统的任期，给清朝的稳定打下了基础——也许是过分了些。专制皇帝乾隆修订了大型类书(百科全书)，把全部中国文学编成36000卷的《四库全书》，同时删去他认为不适当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玺盖在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上，还发表了43000首诗和其他题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过分喜爱一个相貌周正、年方25岁但贪婪无度的满族随身卫士和珅，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他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珅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这在1800年确是一个大数目。 乾隆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准，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治下，国内长时期保持和平，人口实际增多一倍，而没有相应地扩充政府的行政机构。在他剿灭边疆叛乱的‘十大武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9年的 (1795-1804年)‘白莲教’起义。乾隆之治艰巨得令人难以为继，也难于让人清理。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1796-1820年)感到极为困难，到了道光时，国家简直内患重重。”（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页）
亨利·李在华盛顿逝世后两天去国会发表悼念演说，称华盛顿是“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他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法国第一执政拿破仑说：“华盛顿尽善尽美。子孙后代将怀着敬意把他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缔造者来谈论；而到那时，我的名字将在革命旋涡中消逝。”（转引自余志森上书第364页）
徐继畬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对顿作了高度评价，1853年宁波镌碑赠送美国，后被嵌于华盛顿纪念塔内壁200英尺高度：“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
徐继畬对美国的赞美性论述、对顿的推崇, 格外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1867年, 美国第十七任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给重返北京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徐继畬以表达敬意，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的长篇致辞热情洋溢，最后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10月23徐继畬的答词不改初衷，言简意赅：“覆迳启者：昨读琅函，猥承奖誉，并以贵国开国之华盛顿绘像见赠，展观具见雅仪，欣羡之余，弥殷钦佩。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专覆并谢，即颂吉祉。”
对两位元首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
1911年10月10日，乾隆诞生200年又15天后，武昌起义爆发，运转了268年的清帝国迅速被推翻，中国人无意之中以这种特殊方式纪念了乾隆帝的双百诞辰。乾隆“大清亿万斯年之福”的构想破灭，终究未能逃脱历代皇朝盛衰的周期律。清末官吏贪黩成风，人心丧尽，没有一个人为大清死节。
1932年，由于经济危机而变得垂头丧气的美国人举行长达9月的纪念华盛顿诞生200周年活动。纪念活动遍及世界81个国家和259个城市，其中有中国广州、上海、杭州、哈尔滨等。有关纪念集指出：在充满暴政与压迫的当今世界上，华盛顿却作为自由政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出现于世。在华盛顿所计划的政府已经运转一个半世纪以后，考虑“他对当今世界之影响似是适合时宜之举”。新上台的总统F．D．罗斯福称，这种国际性的纪念盛况，作为自发的国际性礼遇和友善是“史无前例”的。罗斯福急切希望借助国父的精神来帮助人民树立信心度过难关，利用开国元勋的英名维系人民对国家的信赖。（余志森上书第381页）
迷恋美国与批评专制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从向往古代乌托邦到向往海外乌托邦，从梦周公改而梦华盛顿，决非无缘无故。美国汉学家韩德在《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一书中说：“根据当时中国的标准，徐继畬所描述的美国多少有点类似乌托邦。也许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由于徐继畬本人希望通过揭示当时的中国已从其美好的黄金时代衰退到何种地步来激励读者。中国人深受叛乱和贫穷之苦，而美国人则成功地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联结在一起，享有秩序与富足。魏源所表示并为徐继畬所美化的美国图景，证明对中国的其他知识分子是富有诱惑力的。这些知识分子或直接从这些资料中，或通过后来那些毫无批判地重复魏源和徐继畬的观点的著述中，吸收了迷恋美国的思想。”徐继畬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纵观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周期性兴衰和中外众多元首，而格外看好华盛顿和美国宪政中的总统任期制的。两汉是中央集权并不严重、中国老百姓比较享福的朝代。王夫之曾说有汉一代有庸君而无暴君。但皇权专制与生俱来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在出版《瀛环志略》以后，徐继畬又在《后汉书》上写下两千多条、近10万字的批语，认为皇朝兴衰固然与天命有关，但决定因素是人事，人事非一端而以君德为主。君德不修，失去人心，天命亦随之而去：“汉人迂固，遂以阴阳为宰相专责，不复过问杂事。迨及东汉，竟以水旱灾异策免三公。夫阴阳无形，燮理之术，不外人事；人事非一端而总以君德为主。”“桓、灵二帝皆以冲年以旁支继统，其昏庸荒乱若合符节。委宗祊于宦寺，戮忠贤如草菅。党祸之狱，一兴再兴，朝野善类，靡有孑遗。遂致毒痡遍于四海，冤愤积于兆人。一旦溃裂，涣然不可收拾也。尝论西汉之衰，国柄潜移外戚，虐不及下，继以王莽之水火，故人心思汉，世祖之兴也勃焉。东汉则安、顺之后，继之桓、灵，人心已去，天心亦绝，故昭烈号召西川而中原无复响应之人。兴亡故有天命，岂亦不由人事哉!”“主德不修，何人不可取而代耶?”君德非一端，徐氏注意的有节欲远色、躬崇俭约、纳谏从善诸事。徐氏对一般男女大欲十分宽容，对君主的情欲即“宴安”却持论甚严，认为“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圣德之日新又新，圣政之久安长治皆将肇基于此”。（徐继畬上咸丰《三渐宜防疏》）他层层剥皮，将历代皇朝治乱兴衰的根本，归结于君德，继而归结于政体。当政者迷恋权力而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乃是最大的失德，中国尚无制约迷恋权力的当政者的体制。
在《后汉书》帝纪目录页，徐氏在12帝的讳号下面一一以工整小楷写上在位年和终年。分别为：光武帝33年，62岁；明帝19年，48岁；章帝12年，33岁；和帝16年，27岁；殇帝1年，2岁；安帝19年，32岁；顺帝19年，30岁；冲帝1 年，3岁；质帝1 年，9岁；桓帝20年，36岁；灵帝22年，34岁；献帝29年，54岁。徐氏认为皇帝寿命与皇朝盛衰有对应关系：“东汉自和帝以下，年寿多促，嗣续屡断，遂致女后临朝，贪权立幼，外戚柄国，戕贤立昏，旁支递绍，炎祚灰飞，良可叹也!”(批传45)这时他一定会联想到美国通过选举保证年富力强的总统在位的特色。
徐继畬对安帝朝邓太后“贪恋大权，终身称制”，致使国家由盛转衰，痛下针砭：“和熹后聪敏明达，节俭之德，渊博之学，几于希踪明德（马皇后）。惟贪恋大权，终身称制，以致嗣主（安帝）积不能平……母后临朝，总非常道，虽有善政，亦不免于讥议。和熹之后有安帝，宣仁之后有哲宗，治于阴而乱于阳，亦可为长太息矣!”(批纪10)而这种迷恋权力的当政者得不到制约的痼疾，在大洋彼岸，在“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之后，已经从美国政体上被消灭，因此美国的制度创新，有着普世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对中国也有借鉴作用，“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
前述激烈批评乾隆的李文田，仔细阅读批改过的《瀛环志略》书帧，载入方闻编徐氏年谱中。清末民初热心宪政的袁幕张一麐写道:“余年十六岁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环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忖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与徐继畬同饮一条滹沱河水的崞县徐永昌将军（1887－1959），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1950年9月9日看到美国所制中国抗日战争影片取材精审，对受华盛顿等薰陶的美国人士尽职尽责的品德深为叹服，并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湾山西文献社1989年版第375页）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严酷的。从1844年徐继畬和雅裨理的厦门对话及《瀛环志略》初稿写成，中国人的华盛顿之梦，已经绵延160年了。历史呼唤巨人，登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侏儒。后来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梦想中国的政治能走上轨道，出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徐继畬所说的非常之道。于是，人们对于上边好人掌权的梦想，彻底破灭，重新寄希望于宪政和公民教育。 |
发表于 2005-4-2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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