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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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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30 1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分证、台湾身分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分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1 巨大的“拆”字 像秘密判决,喷在←头 你到过广州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籍,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略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沉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鲁迅在广州开书店。 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赵陀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釴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六七六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五三四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风颠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九五二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华林寺,我边念着名字,边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车,踏进广州,已是暮色沉沉。 4 一个失去了 身分证明的人 早晨的珠江带点雾意,好像那江水还没醒过来。我放弃早餐,背起背包奔出爱群酒店。站在长堤大马路斑马线上,车辆不让人,根本过不了街。转身将背包里的地图取出,决定了路线: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筑群,再回头沿海珠路往北走。 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炼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分证、台湾身分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分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酖酖”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酘酘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酘酘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酖酖”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嗄?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其它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嘛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釴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酖酖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我不需要证明 我是真的我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中国,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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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30 15:2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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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30 15: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来想悄悄去广州,不惊动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专心地,用行脚去感受广州的老城氛围。没有想到,一个不小心,反倒变成一个华人世界举世皆知的事件。几天来,温暖的关心电话和邮件从美国、欧洲、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各个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断进来,倒叫我觉得惭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伤”得更重,以担得起朋友和读者的爱惜。 我开始回想那个关键的时刻: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 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以那样大方不设防的架势,往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一站,对于那个城市里活跃于灰色空间的人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挑衅或邀请。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但它是不是“广州特色”呢? 事情发生了之后,集体的“口述历史”就打开了。一桌五个广州市民,四个人有被偷被抢的经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多次,先讲亲身经历:被摩托车撞,被小刀割,人怎么欺身而上,怎么抢了就跑…然后再叙述发生在亲友身上的:两岁的孩子的妈,护着包,以致于整只手被砍断。愈讲,恐怖的细节愈多,我听得两眼发直,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贺。 回到香港,香港人说,唉呀唉呀,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跑去广州?广州啊,我们男人都要成群结队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陆人说,怎么你还没学到呢?在这边,背包背在后面,一过边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边奔波于银行和移民局之间,一面读到广州官员的反应。省政协委员以“龙应台遭窃”案询问广东省公安厅长梁国聚对于治安有何对策,梁国聚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十三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 公安厅长的谈话倒是坦率,于是我开始算,照厅长这么说,在广东省,每一个警察要服务846个市民。台北总共有7,702个警察,也就是每一个警察要照顾341个台北人,而香港有32,986个警察,一个警察服务207个港人。柏林的一个警察只要管好130个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资,香港的警察工资会是广东和台北警察的好几倍。 以这样的制度和物质条件来看,梁国聚的自我辩护不算错。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后的制度之间,不论是管理结构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说,那846个人是否真正得到一个警察的服务?虽然警力微薄,警察的办案效率,服务质量,以及廉洁程度,和台北、香港的警察比起来如何?警察背后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我收到很多大陆读者的来信,譬如这一封: 看到您被窃的新闻,身为大陆人除了感到丢人和羞愧、向您表示歉意和慰问。 其实,您遭遇的是许多大陆中国人都遭遇过的事。自从我父亲在公交车上被偷(他带钱去医院开白内障,交费时才发现医疗费全没了),我乘车时,总是睁大双眼,随时戒备,一分钟也不敢放松。我知道您不喜欢做“贵宾”,可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大陆人,必须小心!记住这里是中国大陆,不是香港,不是台湾,更不是德国!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距,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那样温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时又把问题看得那样冷透,令人不安。 2005-01-28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30 15:35:5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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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30 16:0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去过三次广州,92年一次,98年一次,03年一次。 印象比较深的有这几件事—— 1、广东话听不明白,广州有很多漂亮的外地姑娘,呵呵。 2、广东菜很好吃,学会饭前喝汤。 3、在广州很容易迷路,东南西北的方向在广州街道基本上分不出来(本来就缺乏方向感)。 每次去总有热心的朋友告诫我要小心抢劫,所以我很谨慎,三次广州之行竟然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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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30 1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小姐,看了你的文章,我实在不知说什么好。资本积累期的混乱和城市化进程的初期,贫富悬殊落差的加剧,再加上城市管理者的低效率,或许还有什么,不设防的广州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见证者或者受害者,算算,已经有20年了。 几乎所有在广州街头行走的女性,都会把双肩包挎在胸前,这不是一道风景,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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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30 2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广州的老火车站乱的出奇, 广州的北京路/上下九小偷多的出奇, 广州珠江边卖花的小孩多的出奇, 广州街上乱窜的摩托车多的出奇, 可是广州在我的眼里还是那么可爱. 现在,离开那里了,我是多么想念广州的珠江,想念白云山,想念广州的凉茶,想念北京南路的烧烤和萝卜牛杂,想念广州湿湿的空气,想念广州的花市,想念珠江边的每一盏灯,甚至想念天河城广场每一张熟悉的广告牌,想念乱七八糟/随处可见的高架桥,想念半截红色半截银色的taxi,想念二沙岛的每一段回忆`````` I love GuangZhou! GuangZhou I love You!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31 11:18:1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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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30 23:39 | 显示全部楼层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现定居德国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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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31 14:29 | 显示全部楼层
自己多小心一点就好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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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1 1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广州,真有这么可怕吗?据说,广州的地铁,还有机场,都是全国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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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1 14:10 | 显示全部楼层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乏有小偷的存在 不能说怪谁 只是太不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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