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完蛋了吗？

Aha

回顾历史，人们在古典音乐繁荣昌盛的时刻将她形容地山穷水尽似乎已是司空见惯。启示论般的幻想与对已经消失的黄金时代的眷恋晦涩地相互掺杂，随后便是质疑一切的新兴哲学大行其道。正当一些艺术家和评论家热烈拥抱未知而群情激动时，其它人则化焦虑为忙乱的恼怒和消极的否定。 对于新事物，如此过激反应实属正常。正如Mlton Babbitt1958年的妙句：“为什幺外行不会因为自己无法理解音乐或者其它而感到无聊和疑惑呢？只有将这种疑惑和无聊理解为愤恨和诋毁对我而言是名正言顺的。”而音乐家，则当然是其中最糟糕的一类。 Thomas Allen去年早些时候于皇家爱乐学会的致辞在艺术界掀起一阵唇枪舌战。但他决不是第一人。我们不妨来读一下他那启示录般的言辞，然后追溯历史，从字里行间感悟音乐世界和人类思想的巨变，抑或是一成不变…… “我们无疑在文化的急剧退步中俨然以文明人自居……。这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时代，一个星期就能学会下国际象棋，观摩三小时的吉他演奏录像带教程就能成为塞哥维亚。恐怕这一歪风已经传染给了音乐。大众文化的崛起从长远角度来看毫无裨益。唱片中的糖衣曲子虽然方便聆听，但就好似瘟疫，将昔日倍受尊敬的严肃行当变得分文不值。”（2002年5月8日，皇家爱乐学会上的致辞） 托马斯·阿伦打击面广泛的言辞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在这其中声音最响的就是Norman Lebrecht。他深感“古典音乐的末日”近在咫尺，在同名著作中论及“逃避现实，追求娱乐和一张张通过广播电视似曾相识的脸孔”，并问道：“这就是这门出卖灵魂的艺术的渺茫未来吗？”他继续道：“音乐的道德基石已彻底荡然无存。终结所有音乐的音乐会就要开场了。” 十年前当《BBC音乐杂志》问世时，Paul Driver在形成如下观点：“万事万物都在退步；人的智力在退化，或至少劝说人们不要心生此念的努力在消退！追求学识和教养每处都遭阻止。音乐中则是大获成功的简约派，趾高气扬，暗藏杀机。这在BBC和音乐出版行业以及主张不同观点的职员的类似遗赠中均有所体现。”（《光的泯灭》，原载1993年7月《音乐时代》） 在德莱弗和勒布莱希特之前半个世纪，Theodor Adorno已早有所料。通过观察标准化日益增加的音乐和大众传媒麻木观众的力量，他写道：“虽然如今的音乐被看成为虚无飘渺，庄严肃穆，但她的实际作用还是与商品无异……。音乐成了方法和偶像，而不是最终结果。”也就是说，音乐不再是人类的力量，而是像其它商品一般可以随意消费。于是产生了“商品化聆听”，这种观点就是听众尽可能地省却聆听时的各种努力，即使这种努力对于理解音乐内涵非常必要。耶米玛（Jemima）大婶制作煎饼的良方如今也适用于音乐。听众在听音乐时不加思索，仅仅停留在对消费的满足和提升音质上——好似听起来最优美的音乐便是最好的音乐了。（《广播音乐的社会批评》，1945年） 如此多的焦虑，烦不胜烦的自我反省是如何开始的呢？当然是一个世纪前的理查·瓦格纳。“纵观我们音乐界的一片唉声叹气；尽管有着音乐的妩媚，却意识到这一艺术实质的孱弱无能……。简而言之，我们一边品评这一绝对的创作无能，一边大胆地四处寻望能够将现有膨胀地毫无节制的音乐垃圾终结以让位给明日艺术的命运毁灭性的一击。未来的艺术中，真正的音乐受到重视，但是在这土地、空气和场所中，呼吸是被断然拒绝的。”（《未来的艺术》，1850年） 之前再一个世纪，法国大哲学家Jean-Jacques Rousseau在所谓的“小丑风尚（Querelle des Bouffons）”大行其道之时，将法国音乐和意大利音乐比较后自行惭秽，于是便将所有音乐上的进步视为倒退。“如果你放眼当代音乐作品，特别是在听一下它们的演奏，就会立刻意识到我们的音乐家所知甚少……。为了达到与意大利音乐同样的水准，他们所做的时常如同南辕北辙。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的音乐越是向表面上的完美靠拢，实际上也就越是江河日下。”（《法国文学书信》，1753年，刊载于Strunk编纂的1981年版《音乐史料》） 与此同时，作家、剧作家兼世界主义者Francesco Algarotti则将炮火瞄准了歌剧：“总的来说，人类都被猎奇求新的欲望所支配；然而没有它，音乐，以及其它任何艺术都不可能取得长足进步。我们在这里所要控诉的并非对新奇事物的追求，而是对其一味的愚忠；正因为此，音乐沦落到令所有艺术鉴赏家悲痛欲绝的地步。”（《论歌剧》，1755年） 然而真正与新事物的严重碰撞早在400年前便已发生。单调与对位较劲；独唱与复调器乐血拼；所谓的“第一惯例”和“第二惯例”互不相让。一位名叫Giovanni Maria Artusi的奥古斯丁教士试图指出“现代音乐的瑕疵”，攻击“现代主义者的缺失”，尤其是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我受邀欣赏了某首新作的抒情牧歌（madrigal）……很刺耳，更不要说悦耳了；如果说前人为建立秩序和创造作曲技法树立良好规范的话，那他们带来的仅是混沌和瑕疵，且后果严重。他们并未像高贵的先辈那样尝试各种途径丰富、发扬和提升和声规则，反而把原本悦耳纯净的和声风格糟蹋地与野蛮人的音乐无异。”（《论现代音乐的瑕疵》，1600） Vincenzo Galilei是天文学家Galileo的父亲，他那一代人还尚未开始攻击精巧的复调音乐。文森佐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者，在那充满纷乱猜疑的时刻期待着逝去的“黄金时代”，首先便严厉斥责了音乐进入不通音乐的百姓生活的风尚。“尽管现代音乐取得了骄人成绩，我们仍无法耳闻目睹她取得了像古代音乐辉煌的丝毫踪迹，我们也无从知晓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之前这类音乐是否辉煌过，因为那时音乐还不普及……。这种由国外传入的新兴作曲和演唱方式，以及成为一个音乐家变得更为迅捷使大众为之雀跃，全因人们的无知和缺乏判断真善美的知识，给了那些乐匠想入非非和猎奇求新可乘之机。”（《现代与古代音乐的对话》，1581年，刊载于Strunk编纂的1981年版《音乐史料》） 随着第一个千僖年的临近，John Deacon在他的《格丽高利大帝的一生》中乞求人们从法国腐朽的影响中寻得开释。他的观点尽是不知羞耻的利己主义和政治言论。对他而言，不求进步便是最大的进步。原汁原味的意大利音乐即为全部……“我们的贵族，法兰克人之王查尔斯在罗马听到了关于罗马和高卢音乐的争论时心烦意乱。厚颜无耻的高卢人认为圣歌（chant）被我们的曲调所玷污，而事实上我们的音乐才代表着纯正的轮唱（antiphoner）。这时查尔斯问道，水源和水流，哪个更易保持洁净。当高卢人回答说是水源时，他又大智地补充道：‘我们至今不得不受用受污染的水流。所以，轮到我们回归到那长流不惜的源泉了。’”（《格丽高利大帝的一生》，约875年） 早在公元前200年，Athenaeus就已开始童话般地追忆那“过去美好的日子”……“在过去，音乐尚存有高贵气质，音乐的所有元素都巧妙地保留了适当的秩序之美……。然而，如今人们对待音乐全然突兀和缺乏理性。以前，普及到大众是艺术沦落的标志；所以，当一个aulos演奏家有一次得到热烈喝彩的时候，等在音乐厅侧翼的Phlius的阿索波多卢斯（Asopodorus）说道：‘这算什幺？肯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演奏员不应得到群众的掌声……。正如阿里斯特克赛尼斯（Aristoxenus）所说，如今我们的剧院遍是蛮族，音乐变成交际花，已经彻底没落。还是我们几个聚在一起，人虽少，遥想过去的音乐吧……。”（《雄辩家的晚餐》，公元前200年） 最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所有这些心灵的探索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讨论。亚里斯多德略知比赛，并将其归结为音乐降低格调的普及。“我们将参与比赛的演出称之为专业，因为这类演员并不会为自身提高参与演出，而是为了讨好听众……。演员的确变得昧俗，因为他们表演的目的低俗，而听众的庸俗通常会影响到音乐，继而使从事这门艺术的艺术家为取悦观众而自甘堕落。”（《共和论》，公元前345－330年） 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里有两种能将我们带入未来十年的思想：首先是意大利伟大爱国主义者和革命家朱塞佩·玛齐尼（Giuseppe Mazzini）1836年的训词：“我强烈要求大家相信，音乐如要复兴就必须在思想上洁净。音乐如要重新获得力量就得再次为她的理想而献身。音乐不能被自己所要联系的陌生对象所毁灭，而是要结合同时代其它艺术的共同理想，在时代中寻找自身的特性……”（《音乐观》，1836年） 然后就是作家Jeanette Winterson2002年7月24号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温文尔雅的机智警示：“诚然，现今许多招摇而过的所谓艺术充其量只是骗局，一时风尚或者自我炫耀，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任何时代均可发现艺术家和艺术骗子的共生现象。时间自会大浪淘沙。重要的是不必沉溺于无尽的劳作和评价，而是直面我们自己的文化——来假设我们的文化绝非乏善可陈。过去的并非更好或者更美，只是时间更久。艺术需要考验。我们对艺术的焦躁也许很简单——我们匆匆忙忙，但艺术需要时间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