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伟《有关品质》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28

《有关品质》，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刚刚新出炉的一部散文随笔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中的文字，大部分是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有关品质”专栏中的散文精品汇粹。　　这些文字，谈作家艺术家，谈书，谈音乐，谈文学，谈建筑绘画，也谈朋友，谈自己，谈情趣，谈时尚，谈吃喝……而在这些文章中贯穿始终着一种对内在品质的追求。“有关品质”，就是有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关注生活品质外，还应注重提升我们的文化品质和精神品质，它是一个人享受丰富生活的基础。　　在这本书的封底，朱伟写道，“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积累自己的品质。只有品质才是永远无法泯灭的。品质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他认为，品质在书上、在音乐里、在每一个身边人的本质里；品质的积累是一种潜移默化，是每一个人美好记忆中的回味无穷。　　朱伟的这个专栏，自2003年7月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以来，因知识面宽，又有浓郁的小资情调，深受白领知识层的追捧和文化界的好评，像写王小波、张国荣、张艺谋、张欣等篇在当时均引起了颇强的反响。(应红)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30

品质难当 ——朱伟《有关品质》读后竹老枪说一个人有“品质”，或者干脆，说他就是秉持着“品质”——这总觉着是哪块儿，不那么对劲儿。就这么个世道！你嘻皮了，不好；可绷着，不嘻皮，也不好，遭人嗤笑。朱伟不管。他的新书就叫《有关品质》。书是蓝底子，封面正中，不大不小的烫金黑体字——“有关品质”。朱伟是严肃的。我猜，他在家一定是个好父亲。他当老师，也一定会是个好老师。他一直在做编辑，这就不用说了。这书我是花了两个深夜加一个凌晨读完的。好几天，心里都放不下，坠坠的。想着的，是他所言“品质”。几十个篇什，从20多年前铺展至今，文字无痕，“品质”也一直不变。朱伟写音乐，写美食，写文学，写绘画；还写人，写情，写景，都不脱了他孜孜以求的“品质”。在朱伟这里，所谓品质，大抵是活着的路数，是活着的趣味；是意境，是念想和盼头；是悬着的心思，让你头顶着时间一路走过，而不觉着无聊的那么一串儿叮叮当当的声响——你一抬头，嘿！还有阳光，有颜色，是的是的，这就是的了。朱伟听音乐，听出了许多的人生悲怆和感怀。其实，说也罢，不说也罢，说到底，人生就是个悲剧。这是一个走过很多条路，趟过很多条河的中年人，坐在黯淡的音乐厅里，眼角经久闪烁的一痕泪光，不经意间，透露给我们的。《嘎达梅林何在》一篇，表面看，是在谈一首蒙古民歌——“我被这首交响诗感动的，首先是那种堆积着的深情对广阔草原宁静的包容，那是一种宁静深厚着的崇高，完全可以与西贝柳斯的草原媲美。”接下来，他写“哀惋的倾诉”、“苍凉的旋律”，写冯小宁拍同名电影中的“平庸情感加上平庸的烟火和夕阳”，直写到“浪漫只有在质朴中才能被升华，而浪漫中才有被质朴感染的崇高。”我们以为，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结语了——哪里啊！ “我直所以一次次泪流满面地被辛沪光50年前的作品所打击，是因为那是离我们太遥远的那种雄浑与广阔，那个草原其实早已不复存在。”这，也是象征层面。内因在于：老友在女儿死后，家里不再有音乐，唱片全部送人，《嘎达梅林》即老友的馈赠物。而，老友女儿是怎么死的呢？曾经说好了的那天，让儿子和老友的女儿见面。但，女儿没有回来！而那天的那一刻，作者恰恰正开车经过老友女儿出事的桥下，很亮很亮的灯，他错过了，没有停车！老友16岁的女儿，花季凋零，原因让人唏嘘——就为修自行车时一次小小的口角，凶手从背后击打她年轻的头颅…… 这篇放在了书的后部。那个凌晨，我找出《嘎达梅林》的唱片，听过……对生命尊严的蹉叹，对少女热血的哀痛，对一个父亲后半生苦痛内心的深切同情……朱伟的《嘎达梅林》，让我止不住流泪。编过《爱乐》杂志的朱伟，对音乐无疑是行家里手。他的诸多对音乐技术性的描述，同样不使人感觉枯燥。他每每是要侧耳听出，蕴涵在音乐中的人生况味与情感内涵。 ——“我由此真不喜欢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那首俄罗斯民歌《野地里的小白桦》一开始的喃喃私语，不断地被加快节奏，将个风吹白桦林的絮语处理成暴风骤雨，完全损毁了我记忆中白桦林那种连绵的诗意。” ——“从这部《晨祷》，我喜欢上了东正教音乐中那种神秘的不可知性，与那种能将你的精神引领到很远的沉思默想。” 凡此种种，真是让人惊羡，作者对音乐，投入的充沛，投入的圆浑。在他这里，感官的享受，是终极性的。谈及此，不能忽略掉“吃”，这是构成作者“品质”的重要一环。朱伟对吃，是极尽张扬的。早几年，他的《考吃》曾风靡一时，笔者手头即有一册，是再版的。《有关品质》中，“吃”的文字不少。作者坦言：写好吃不易，一则没遍吃天下，吃到一点就会大惊小怪；二则即使吃遍天下，也还要不厌其烦，还要体味差别，精心表达。作者笔下，写叶兆言曾下厨烹饪的两餐，是达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地步的：一为气锅煨鸡、蛇，蛇要肉厚又嫩的青蛇，鸡必是当年仔鸡，配菜是春笋加上碧绿的豆苗；二为清蒸碗口大的小甲鱼，上桌，无一丝腥气，清淡、鲜美而娇嫩。此番书写，光看文字，亦觉精美，遑论入口了。难怪作者要为叶兆言广告：“这般吃得有滋有味又真正精细的，在作家中大概也只有叶兆言。” 对“吃”的文化，笔者一直有不解：一样的物什，被美厨或美食家操弄出来，“好吃”固然，但真的能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一次，在朱伟这里，终于寻得了解答：“味觉享受其实是在一种期待积累后放释的结果。”说白了，其实不过就是，饿了，什么都好吃。当然，还有另一层，就是伯尔顿的结论：所谓美食，是身在环境、与环境融成一体，事后在记忆咀嚼中才能出现的。朱伟的所有文字，底色总脱不去文学。或者说，文学是他的一棵树，枝叶蔓了去，多少分散了人们的视线，可你回眸，吸引你的却还是笃实的树干。他真正的兴趣，其实在文学。从朱伟的点滴叙述里，我们知道，他不到20岁，就写成过长篇。或许这个缘故，他写人，写的也很地道。《蜗居杂忆十章》、《非洲的童年》、《镜泊湖记》等，可以目为比较纯粹的散文创作。作者写童年的生活，童年视角中的寻常过往、奇人奇事，皆过尽千帆，冲淡洗练；厚笃、平实，令人咀味不尽。佛光、天井、腊梅、楼梯……这一切，恍若隔夜残梦，形容饱满，一早醒来，让人无端地忐忑，心思难回。《耀先》一篇，是写华年早逝的哥哥的。耀先出生不见血，身包一层白膜，似一身孝衣。他结婚时，住进了外婆殪死其中的老房子。妻子病逝，耀先续弦。后一日，他被一辆冲向人行道的卡车撞倒，全身包裹着路边晾晒的白色床单，死去……生死之轮回莫测，世事之幽暗神秘，皆隐含于人生所历多多后的处变不惊中。说至此，我忍不住要提及准备拿到最后才说道的《自序》。全书最为感人的篇什，无疑当属这篇。一翻开书，看着，就把人打倒，让人不能神思集中翻看其他——这，不知作者是否有所预料。谁人都有父亲，谁人都会经历父亲的离去。这是生命链条传递中，重要一环的断裂；是一个男人的成长中，最具深意的一刻。或许，只有亲历过这一刻，你才会意识到，“父亲”这两个字的分量。一生节俭、为辛苦而存在，始终对人善良、谦恭着，缺少刚性缺少个性棱角的父亲，给了自己骨血的这个生命，难道，就这么去了？永远地去了？ “我在医院陪夜，他一声不吭的吐了血，然后说不出话，嘴唇只是微动着，几个小说从半夜直到天亮，始终用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我永远忘不了那样的眼神——好像那么多年的慈爱都要在这几小时里传递给我，就在那几个小时，我才感觉到：原来父爱会有那样的质地与那样的分量。” 作者似乎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你这一生中，你注定要经历你不愿意经历、没有心理准备经历，又无从解释、不能解释的许多。你需要学会与缺憾相处，与不平相处；心里存着悲伤，继续你的或开心或不开心的生活！当然，作者写当下的亲朋至交，笔端要轻松许多的；寥寥数语，神情毕现。会意处，都是亲切。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其由了生命经历中，情感的无数次升华而使然。 “我们所住的地方其实也就相隔了一个楼，之后在路上时时与他相遇，见他时时手里托一斤切面，有时还有黄瓜，只拿两根；不需墨镜，见到所有人都是点头报以微笑。”——这是他笔下的刘欢。 “幼时接触多的是他母亲的圈子，所以好处是写家长里短全无市民的卑琐之气，缺憾处则是其叙述绵软得怎么也找不到他父亲留下的将气。”——这是他笔下的白先勇。当然，锋芒是遮不住的。“住在太原一个有古意的院子里，书香气息原是有的。近几年成为《山西文学》主编，经常写出一些经世骇俗的文字。比如曾读到他一篇向中央台主播海霞致敬的文字，从美学角度分析其口型，肉麻至极……最耀目者为《徐志摩陆小蔓交好是在哪一夜》，对一夜风流时间地点的考证实在叹为观止。”——这是作者笔下的韩石山。需要说明的是，此等文字，属《有关品质》之唯一。想必作者是三忍两忍，憋的够戗，实在无忍，方落墨至此。朱伟为文，其实是很讲究的。《陈凯歌的表情》、《大蒜的文化问题》、《在狮子的迷林中》……光看篇名，即为珠玉之酝思。再如《木家寨》，一篇纯粹的边寨文化散文。一个丈夫死在外乡的女子，呆坐守灵。边寨、夜色、松枝、篝火、舞蹈、以醉为哀……你看不到叙述者的表情，看不到“采访”的痕迹。末了，作者这般透露：“那是1979年。我作为采访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记者找到英雄和自兴的家乡，那一年木丽花整整18岁。”倘区记者之“记”、作家之“作”之分，此文可为一例。 “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片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张岱的文字，作者是推崇的。以此路径，深入作者内心，我们会洞悉作者行文的苦心。“他的文字，不是绮丽，不是清奇，不是练达，也不是深邃。那是一种自然而被温暖真情包裹的叙述。”这是作者理解黄永玉的文字，以此反观作者，大抵也相当。细想想，朱伟的“品质”，其实学不来、不好学的。这里面，有家族血脉、基因沿袭而成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羞涩、矜持；有少小“下乡”，泥水趟过、冰寒冻过而后的沧桑澈悟；有披阅人间，苦涩于心、险恶于心后的爽朗通脱；有万水千山走过、奇景谲物尽含胸中的气定神闲；有穷毕精神、通脱心神而后，沏泡而成的一杯适口的下午茶……天分不说，智慧不说，能拥有这份“品质”，光是天赶地凑付出的时间，岂是你能陪得起的？ “他是一个品质主义者，但这品质只在自己品味。”这是朱伟说别人的话。我想，他一定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写这篇文字时，忽然读到报端作家陈村谈《有关品质》的文章。陈村站在高处，有倚马可待的轻松。他说：这样写文章是要累死人的。他觉得最好的是那个《自序》，平展展写自己的父亲，一点一滴无声无息。他特意提到最后两行字，“那些文字不好。” 赶忙再翻开《有关品质》。这最后两行字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积累自己的品质。只有品质才是永远无法泯灭的。品质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这不好吗？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31

家徒四壁朱伟　　我的老友陈村积书成癖，“闭户读遍家藏书”大约是读书人念念不忘的理想。陈村年轻时就开始嗜书，半辈子辛勤地积少成多，先在上海万科花园购一套公寓，设书房一间，根本容不下所有藏书。无奈只得喜新厌旧，将原先一间老屋做仓库，堆积一批“后宫粉黛”。之后继续疯狂争购，新人不断代替旧人，把一个大厅也四处占据，空间日见狭窄。至去年年底全家终于痛下决心将公寓换成楼上楼下复合两套，冷落多年的“后宫粉黛”们有幸一起搬迁。一时间上下堆积如山，人无立足之地。等到书们一一归位，该占的地方全部占满，只剩下上下两个阳台成为人的去处。陈村夫人吴斐因此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最有钱的就算能够买足够的空间放书。”她说，“我跟陈村说，没有办法，现在要‘焚书坑儒’了。” 　　藏书按理说先要有藏书楼，所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难之难。像最有名的浙江宁波天一阁，没有上下两层六开间，也装不了几万卷书。书也需有舒展的居所。似陈村与我这等，也就是无用之酸文人——虽有四处搜罗各色佳黛之欲望，却无购买足够空间之能力。于是所集之书只得卑躬屈膝，贴胸叠肚，或里三层外三层拥挤于压弯的书柜之中；或不分男女老幼一本本累积压迫于墙边屋角。这样的书虽被占有，阅读使用却难上加难——“众里寻他千百度”，结果常常不是“蓦然回首”。要命的是，欲望尚存便会寻书不止。新书堆积于老书之上，十有八九束之高阁。但读书人见到心仪之书又舍弃不得——占有书为占有权力之一种，此种权力再没有，所谓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呢？　　四周朋友，将本来无用之书当成救命稻草者多矣。所谓“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大家尚在欲望饥渴之中，也就实在难到宗璞先生恨书的地步。　　宗璞先生在我所认识的作家中，属学贯中西。她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冯友兰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哲学，而她又是学欧美文学出身，文字中有书卷之气。她的散文描述其居住的燕园曾令我神往——56号住过周培源，院里樱花烂漫春来如雪；60号住过王力，攀墙有粉蔷薇，满墙攀成春色娟红；而她所居住的57号是白丁香加玉簪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这样的院内自有书堂为“三松堂”，有庐为“风庐”，其意境令人联系白居易的“雨砌长寒芜，风庭落秋果”。《恨书》是宗璞写于1985年的一篇散文，那时候冯友兰先生还未过世。文中称恨书起因就因为地盘问题——本来书与人各得其所，因人口与书同时扩张，人显得比书委屈——“书把人挤得没有了地方”。懊丧的是，身居书山书海之中，“不要说读，连理都做不到”。从恨书到卖书换空间。1989年她又写了一篇散文《卖书》，其中写到，一千卷线装的《全唐文》在当时卖了1000元人民币。文中称她卖书，是因受吕叔湘先生推荐英国散文《毁书》的支持，那位作者是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待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她进而认为，“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于是心安理得。　　写此文时候，令我羡慕的她家藏4000册一套的《丛书集成》还在。过了五年，1994年，因创办《爱乐》杂志，我知道她喜欢古典音乐，约她为创刊号撰稿。那是夏天，推开虚掩的院门进去，院里有树阴而多少有些凄清。进得门，屋里暗而阴凉，再没有四壁容不下、书墙层叠的那种景象——整个空荡荡，一览无余，惟有一柜子百衲本“二十四史”孤独地站在屋角。“父亲去世后，他的书全都捐给图书馆了。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办法，把书全请了出去，所以再不用在满眼旧书中磕磕碰碰。”宗璞先生解答我疑问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如释重负，她说，“我现在才感觉到家徒四壁的好处，要读书上图书馆，要听音乐就按收音机。没有了这些书，阳光进来了，不用因为摆着那么多书无用而负疚，也不再为保管这些书而感到遗憾。” 　　“家徒四壁”过去是读书人对书占有，其余皆可忽略不计的境界。查其语出《魏书·任城王顺传》：顺“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这任城王当官清廉又不屑为官，一生所有钱全用以买书，以书为最高财富，以至到最后竟无以殓尸。黄庭坚后来因此有名诗“家徒四壁书侵坐，马耸三山叶拥门”，表现一种拥有的洋洋自得。而宗璞的“家徒四壁”则实在是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留下，真正空的壁，也就是庄子的“游于无何有之乡”了。　　自此想到这实在是另一种向往之境界——家里东西应该越来越少，将受累嫁祸于他人。但事与愿违，欲望在先，总要换回越来越多的东西。书也是这样。旧书清出去，新书请进来；新书忽然没用，清出去成为旧书；旧书忽然又感觉有用，再请回来变成新书；旧书变新书，新书又变旧书。再想想日子也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过下去。宗璞先生不是一辈子都泡在她父亲留下的那些旧书里，也就不会从厌、烦到腻到恨，到老了还将它们扫地出门。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32

性情第一朱伟　　我1984年认识汪曾祺先生，当时他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纪事》。《受戒》招人喜欢是因为写了一个小和尚的怀春故事，我至今记得清楚的是其中一段顺口溜：“生得漂漂的，奶子翘翘的，有心摸一把，心里跳跳的。”那时候汪先生住在钓鱼台西边的新华社宿舍，老伴是新华社高级编辑。汪先生给我的第一篇小说是《陈小手》，一千多字，写的是乡间接生医生陈小手好不容易从满腹脂油的团长太太肚里把难产的孩子掏了出来。团长请吃饭，送银元，然后掏枪从后面一枪把他打了下来，结尾是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让他摸来摸去。”当初曾觉得这小说精彩就在所有铺垫都为了结尾的漏斗。当时因这《陈小手》一篇显得单薄，又请汪先生补了两篇，集为《故里三陈》。　　汪先生写小说产量不高，好像一直写写扔扔。文坛中对他评价：一个性情中人，凡事只凭兴趣。他自己说，他什么事都没打算要怎么样，没打算怎么样，就高兴做，不高兴不做，高兴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　　我喜欢上归有光数汪先生的启蒙。汪先生说，文字精到至极，归有光算一个。于是读到《寒花葬志》，写一个人物，“垂双鬟，曳深绿布裳”、“目眶冉冉动，孺人指余以为笑”。读到《项脊轩志》，写一处场景，“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汪先生说，归有光文字好在不浮华，而且能喜者忽以悲，悲者忽以喜，由此可回味再三。汪先生还喜欢废名，他说废名的文字清淡而不太动声色，动声色的文字就像是过年纪人写的情书，常常是要过多表现自己。　　汪先生家里没有“借书满架”，写文章兴致远不及写字与画画。他最津津乐道反复提及与王世襄、苗子的经常聚会——各自备料，一人一道菜，由大家评点。最后公认王世襄用最便宜的料——一捆大葱做成的油焖大葱味道最好。此事成为文坛佳话，后来王世襄专门撰文叙述烹饪经过。汪先生在吃上面其实还是讲究文人味道。我在他家里吃过两次饭，都是他自己下厨。一次好像就是一盘炒鸡蛋和一盘青菜，颜色配得恰到好处。以他的说法，鸡蛋要炒得嫩，颜色亮油又不能太多是一门学问，炒得好，别的菜就不在话下。还有一次是吃面，一人一个大海碗，所用原料好像就是肉末加几片青菜，面在大半碗汤下。这种做法很接近袁枚的提倡，袁枚说：“大概做面总以汤多为佳，在碗中望不到面为妙。”李渔鄙视这种吃法，他说：“油盐酱醋等作料皆下于面汤之中，汤有味而面无味，是人之所重者不在面而在汤。”应该“调和诸物尽于面，面具五味而汤独清”。汪先生不屑李渔这种说法，他主张在喝汤中体会面的味道，“况且汤面一体，没有汤，哪来的面？”对袁枚也是嗤之以鼻，在小说《金冬心》中，他借金农之口骂他“斯文走狗”。　　我与汪先生至今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一起去寻找太平湖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投湖的遗址。那是1986年，汪先生给我一篇写老舍投湖的小说《八月骄阳》，小说结尾是关于“士可杀不可辱”的感叹。说起对老舍死的那一夜的推断，他的眼睛里闪出的不是他这个年纪的比较脆弱的感情，他说他想凭记忆去找找已经早被填平的太平湖。《人民文学》当时的司机杨师傅开车，我们先从三环路北太平庄与马甸桥之间的一条小路往南，一直转到小西天，在两条路上来回找了两圈，他始终迷惘地摇着头。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最有味道的芥末墩”。　　汪先生因戏剧台词写得好，曾受江青赏识，参加过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文革”后曾因此被审查。有人认为这是他应该回避的历史，但他却坦然面对自己的一切。1988年，一帮朋友帮助我一起创办《东方纪事》，戴晴建议找他写“文革”中他被江青解放那一天的心情，我觉得这有点为难老人，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在文中他写到“解放”之前让他表态，他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文中记，“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 　　在我与汪先生的接触中，感觉他并不是常人所说的那种超脱，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个能真正超脱呢？他所感动我的是一生都在自己的性情之中，不太顾忌别的。他自己说：“我也就是一个小品作家，写不出大文章，永远也就是边角料。”这话里多少有一点失落。他这辈子最长的文字也就一万多字，所有作品加起来可能都不足百万字。尽管这些文字的味道正越来越被更多人发现，但它在书架上确实永远都不是主角。　　汪先生这一生不跟自己、也不跟别人计较，因此活得不累。他肝不好，但天天馋酒，老伴看得严，但他还是偷喝，被发现了就像孩子般天真地笑。我在他家看到过几次他对老伴那样地笑，笑得那样年轻。他最后离去其实也还是因为酒——到宜宾参加五粮液笔会，因为离不开酒，最后胃出血而送回北京，死于大出血，年77岁。因好酒而离去，也不能算遗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一天就高兴一天，他最后离去时据说并没有经历痛苦。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33

陈凯歌的表情朱伟　　1989年创刊的《东方纪事》第一期选择陈凯歌一张穿礼服的照片做封面，当时的美术编辑是吕梁。我记得封面上的刊名是吕梁自己用老宋体写出来的，他说老宋体有力量。而陈凯歌留着胡子、正儿八经穿着夜礼服，却显得阴柔。在照片处理中，也不知怎么切去了头顶。刊物出来后，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小查查建英跟我说，“凯歌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十年前在《今天》的聚会上，我是在门外看他。那时候……他哪里会像这样的表情。”1989年，凯歌拍完《孩子王》、《大阅兵》、《边走边唱》而到美国。李陀在《东方纪事》中写了一篇文章叫《陈凯歌的悲凉》，说到其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见到《孩子王》剧组时的那种兴奋。他说凯歌当时领了一群“个个穿一身牛仔裤、运动衫的欢天喜地的孩子”，从他们身上他预感到“中国电影大约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1989年的陈凯歌多少是一种象征。这一年他与洪晃相识而结婚。洪晃后来跟我说，凯歌当初吸引她的是那种说话的表情。“丫是真能侃，再枯燥的事儿，到了丫那都能说成个花似的，你不服也得服。他第一次送我回家，就在那痛说革命家史，不停地说啊说，说到两点多钟，我实在困得不行。我说，凯歌我先去睡了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到五点多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他推醒我说，看外面天多好，起来，咱俩去景山公园。你想，五点多钟！马路上没什么人，多静啊！我们从我家一直走到景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浪漫。” 　　那时候我只在电影中认识凯歌。凯歌给我的印象是一直在坚持那种刻意要沉滞的节奏，叙述速度被改变后，人物脸上那种刚硬的线条就被强调与放大。《黄土地》中，黄土无际而被凝固，但静态中安塞锣鼓突然惊天动地、踢踏得黄土遮天蔽日。《大阅兵》中，又好似阳光刺目而将肉体的水分全部榨干，于是突出了机械般整齐划一的美。凯歌太要表现那种刚硬与强悍，为表现其雄浑常常将人物置于类似凝固的黄土的压力之下，心灵因此往往拳曲纠结。《黄土地》中憨憨与翠巧歌声的对比、《孩子王》中谢园扮演男主角穿着的空空荡荡的裤子，都在这样的环境关系中构成张力。当然，一部《霸王别姬》也许因为有了张国荣，因其细腻的“柔韧”突破了凯歌已经用顺的结构。相比凯歌刻意追求的广大，其实他的细腻抒情更有力量。遗憾的是，这常常被凯歌自己所不屑。　　凯歌骨子里是个浪漫之人，他将烟尘滚滚中的金戈铁马、血腥杀戮，涂、燕子丹、荆轲与秦王的对峙，各色人全强迫在巨大历史压力的穹顶之下。凯歌认为这样的历史中人才酣畅淋漓，这样的酣畅淋漓中才有大浪漫。但又有谁接受得了这样过度自以为是、又过度表情化的宏大叙事呢？《荆轲刺秦王》首演那天，李陀约大家看完电影后聊一聊，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躲避。面对凯歌的期待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好”。　　1998年夏天，由李陀牵线，我约凯歌为《华夏记忆》做一个口述史。那天下午我带着王锋做录音整理，好像是在国贸，我们就要了一壶茶，凯歌便开侃，一气整整侃了三小时。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是说到他们家，他说，“我小时候北京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车。临街有学校书声朗朗，忽然就安静了。有老人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俩核桃，转着，觑眼望着天上。天上有什么？鸽哨！你一抬头，它已经飞了过去。我们家那时候住在白塔寺边一条胡同里。四合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一方天。这天就框在院里，是你自己的。还有几棵树，这树也跟别人没关系。那时候北京的天干净，抬头没有那么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有鸟会飞过，没有鸟的天会非常寂寞。”二是说到“文革”时在云南当知青时候砍树，他说，“那树能遮了整个天，倒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像粗重的喘息。倒下来时候，天好像就缺了那么一块，就那么空着。我们烧荒，满地的枯枝败叶，火柴一扔，整个山都被烧着。站在两里地外，操！整个一个大灯笼，里头烧透了，成了透明。第二天一看，一座死山，还有余烟，脚踩下去全是热的。”夸张和随时追求效果，成了他的自然叙述。　　那一期《华夏记忆》还发表了一篇凯燕写凯歌的文章，其中有细节说凯歌儿时读书时候“要么看着看着，于万籁俱寂中突然击掌大笑，直笑到满床打滚儿；要么看到半截，眼珠翻向天花板，半晌一动不动”。可见眉飞色舞是渗透进基因的。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是陈怀凯在病危中，凯歌还在上海拍戏脱不了身，只能不断通过电话询问，他在电话中让凯燕告诉父亲他在打仗。陈怀凯说，“告诉你哥，我要儿子，不要英雄。”另一是父亲去世第二天，凯歌就赶回摄制组，凯歌说，“爸爸就像大象一样，大象在临死之前总是慢慢走到林子里，独自默默地死去。” 　　凯歌一生中两次离异，在几位女人之间恩怨缠绵。一位朋友很动情地告诉我，与第一位妻子离异时候，凯歌是一路哭着回家的。我想是他的感情容器里承载了太多东西，凝滞而变成表情。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38

斜阳系缆朱伟　　《斜阳系缆》是我好友吴方遗作的书名。吴方于1994年起被检查为肝癌，几经治疗，人瘦弱不堪。1995年酷暑，因考虑其子马上要进高三面临高考冲刺而受其影响，决心从容弃世而去。《斜阳系缆》为1992年他记俞平伯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这意境真是一种伤感中的壮丽。1995年8月16日约中午前，编完这本最后的文集，他趁妻上街买菜之际以电话告诉冯统一，书名就叫《斜阳系缆》，回家将自己悬于门框之上。那天中午我刚好在《读书》编辑部，那时《读书》编辑部在朝内大街166号，吴方家在东四七条，相距并不远。接到吴方妻电话，我跟着《读书》同人骑自行车赶去，记得同去者还有雷颐。时院里停着急救车，吴方脸色极为苍白。我参与帮助人工呼吸，手按压在瘦骨嶙峋的胸膛上，其实一切只是徒劳。其妻凄厉地喊着一定不要停手，屋外暴雨如注。事隔已八年，当时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认识吴方在1989年，《东方纪事》创办，陈平原兄帮助主持《读书俱乐部》，提出在一本优秀杂志中应该倡导优秀的书评，参与者有黄子平、葛兆光、王得后与吴方。吴方读的都是梁漱溟、王国维、周作人、徐志摩等的回忆录与传记。之前他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即时的小说的兴趣远不如对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心态、形态的兴趣。1989年7月，大家不能做事，闲得无聊，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组织到大连度假，同行者除吴方、何志云还有天津作家赵玫、《读书》的吴彬等。那时候安波舜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好像正在筹划。那个夏天我们难得将自己松散地暴晒在沙滩之上，晚上微月一钩，繁星如近在咫尺，涛声逼人。我们沿海滩散步，吴方与我聊对新潮文学的看法，他对用西化语言使叙述变得晦涩的小说不喜欢，而我当时在《读书》的“最新小说一瞥”中则经常推荐这样的小说。然后他又说王国维在颐和园的自沉，他惊诧的是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为什么是借钱要了一辆车到的颐和园，而且选择的是扎进污泥窒息的痛苦方式，而非在“一湾净水”中走入自由之境。吴方说起王国维遗嘱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讨论这“辱”字究竟因溥仪被逐、国民军北伐还是因罗振玉。吴方的说法，王在死前是烧掉了罗的所有信件。我感觉当时吴方对王国维有一种情结，他说王国维现在回头再看的重要性，第一是从早期对西方哲学兴趣转向了晚期对考古发现等小器物的专注，以“大而见小”。他称道于这种文化保守，认为王国维的“收敛沉潜”与“自律”构成了他清高的人格。那时我对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体味，但我能感觉到吴方对“人格”的珍视。　　因为那一周，我们成为很近的朋友，我去他家，他也到我家。他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惟一好处门口就是一棵好大槐树，夏日树阴如盖。吴方是读书人中少有读书而不藏书的，书柜无多闲书，家中之拥窄在记忆中好像都无一张清静书桌可以安置。他在文化部《文艺研究》做编辑，读书找图书馆。家里少有几本他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他说他喜欢“缘缘堂”这个名称。　　1990年1月，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到的文人的随想，其中追寻古文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第一篇写弘一的《夕阳山外山》取龚自珍诗“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为意境，我们还觉得过多追寻用词，行文有夹生处。此后越写越好。他写成的文人随想，我最喜欢的是俞平伯与朱自清。他写俞平伯之“倦说”、“超脱”，写朱自清之“节制淡泊”，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人格理想。在俞与朱之间，吴方喜欢的是朱的文字，他说朱的散文是在温暖惆怅中有悲凉寥落，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他总结其美学召唤力在“永远为非强迫的反应留有余地”。而且他把境界上升为“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引《论语》“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俞与朱曾同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俞的文字，感觉那是一种色调喷溅的繁华，周作人赞其“旧中有新”，这新旧之间构成一种底蕴丰厚的繁复。朱则过多一种沉郁流水的沉吟，好比一种浓得太重的绿，在沉吟之中层次也不再斑驳。　　朋友们对吴方的评介是“宽厚温润”与“清贫自守”，在我记忆中，他夏天永远是一件白圆领衫与一条牛仔短裤，冬天则是一件灰黄色羽绒服。无论什么场合，无论面对什么人，他脸上从来都是一种浅浅而宽厚谦恭的笑。吴方说他崇尚一种“安定”的生活，“安定”而非“安逸”也非“沉寂”，在多慷慨之气弥漫之中甘居自己喜好之一角，瘦尽灯光读自己喜好之书，不受别人钳制写自己喜好之文。在上世纪90年代吴方是少有不为钱所累，中午一碗炸酱面足矣，只顾埋头读无用书、写无用文章的人。他“讷讷向人锋敛芒，小无町畦大知方”，其“厚容”的质地，想在日后越来越快餐、实用的时代会越来越成为我怀恋的所在。　　吴方出过几本并不出名的书，读者寥寥。吴方的文字思想亦无太多出类拔萃或哗众取宠之处，其一切早已无声无息——收敛沉潜的前提往往过早被人遗忘。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42

张承志与凡高朱伟　　张承志是我所认识的作家中少有对文字的色彩表达孜孜以求者。他早期发表于1981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就叫《绿夜》，用文字刻意堆砌一种凝重得使天地间无法分割的绿色，以它浸洇人物的恩怨情感。1985年他专门发表一篇文章叫《美文的沙漠》，认为作为母语的美文不可翻译，好的小说一定应该是美文。此文在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至于何谓美文，张承志是看不起明清小品那种美丽的轻薄的，他期望的是一种色彩中饱含躁动喷薄着的张力。应该是这一年，他与凡高相遇。这是他作为学者身份到日本参与东北亚历史研究回国之后。这一年他先写了短篇小说《残月》，叙述一个虔诚老教徒在一次晚祷中的思绪流动，在老人眼中，夜寺在崇高的黑色围困之中有明亮成鲜黄色的灯光泻出，灯光喷涌下满寺变成金黄。这篇小说发稿后我去找他约稿，他说小说结构就来自一个夜寺的意象，这夜寺蹲在黑黝黝的山影之中，顶着一弯青铜月牙。他给我看这样一幅挂在墙上的他自己并不成熟的油画。我想到的是凡高的《夜间咖啡馆》：蓝色天幕上星星犹如银色花朵，咖啡馆整个就是要流出来的鲜黄色。而在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上，凡高曾这样描述一个场景：“榆树梢在夜晚的天空上显出一排黑影，在这些屋顶上，只有一颗孤独的星。”那时候张承志就迷醉在这样的画面意象中，他给我的小说是《九座宫殿》，描写一个西北汉子与一个考古队员同时进沙漠去寻找传说中的宫殿。那画面近处是龟裂的土地，远处是波浪般起伏的白色沙丘，白色沙丘的蜃气中是蓝琉璃的宫殿。在凡高的画里，前景的土地同样常常被厚重的色彩所龟裂，凡高当然最喜欢透明的蓝与喷薄而出的黄的对比。　　在这样的前提下，张承志1987年去德国又去美国，回来后连着写了三篇令我感动的散文。《禁锢的火焰色》记他在这两个国家寻找到凡高24幅作品的狂喜。在我们还没有深入体会凡高的时候，他感受《向日葵》是“类似砍断了头鲜血纵横”、“强烈刺激官能的爆炸般的鲜黄、浓黄、金黄”；感受《阿尔景色》是“深黑的浓重蓝紫”；感受色彩最斑斓的《花原》是“火焰在明媚阳光下的变幻七彩”，“右角小屋是他的宫殿，满开的黄色向日葵是他爱情的信物，浓密深绿的橄榄丛是他的伤疼和强力，左角遥遥的丝柏是他伟大的遗嘱。他是这花原的君王，他掩饰不住泼洒涂抹下了他的高贵品质”。而感受《星夜》是“火焰在这里不仅是笔触和用色，所有色彩在这里绝对自由了”。“黑油彩急速涂抹的丝柏剧烈地蹿冒着黑火焰，压垮一切地宣布着他的伟大遗言，在这浓重的火焰流淌色彩奔腾中，科学的宇宙失败了，神秘的世界开始统治，鲜黄和橙红的火球在滚滚疾行的蓝云中闪烁。”《黑火焰树》记他称为凡高“伟大遗嘱”的丝柏，称它是“寄托神性与残忍美的”“凝固的火焰”，“不屈放纵地螺旋拧扭，全部愤怒与抒情的节奏又被满幅沉重的深蓝锁住”，“对抗的全部力量都强悍地涌动着，但对抗不在今天”。《绿风土》记美国克罗拉多印地安人旧地，与凡高无关。但他描写那里的景色，“骄阳残酷地高悬着，烤得痛苦狰狞的绿血绿膏缓缓融开，印地安人的悬崖石屋在巨大的石缝里静静卧着，空无一人，我感到一种绝望的坚俊！彼担哺咴谡饫锘畈坏?7岁。　　1987年时，我读到的凡高只是那个美国人斯通那本愚蠢的《渴望生活》，这本演绎的由大量拙劣对话组成的传记中译本在我们中国曾畅销了几十万册，成为大家的可怜启蒙。我是后来直到读到凡高给他弟弟提奥的全部通信，才真正听到了他那些触目惊心的油画的呼吸。其实凡高的触目惊心是在1888年他37岁之后才诞生，他真正令人惊叹的艺术生命其实只有三年。在1888年他到阿尔之前，比如1887年的《树林与草丛》，还是那种纯正而美丽的绿。1888年，他的颜色突然就如爆炸一般，有了明亮到炫目的那种厚积。从《花原》、《海景》到《向日葵》，明亮到极限就成了《播种的人》——麦田上火炉般的天空，刺目的太阳，近景的地真像是在画布上犁出来的。我常想，这一年年底他的精神病发作，可能就因为他的精神难以承受这样的色彩压力。1889年他住进圣雷米精神病院，由此诞生了色彩更为冲突的《丝柏》与《星夜》。他说，“丝柏具有类似埃及方尖碑的线条与比例美，它的绿有崇高的气质，它是阳光中的一块黑斑。”然后就是1890年，在自杀前的两个月，他画了80多幅画，开始反复画被恐怖的深蓝天空压迫的很黄、很亮的麦田。到了《麦田上空的乌鸦》，他把他自己全部投掷在那大片延展、无边无际的金黄色中，他的躯体无法支持那越来越沉重的精神。他无法阻止它离他而去，融化而成《奥维尔风景》里那种凝固。他说，秋天使一切都变得更严峻与宁静。我曾经与张承志讨论过，他认为凡高的情感浓度决定了他所感知到自然的颜色厚度，而这种厚度的累计决定了他会依照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投身那雄浑深厚神圣的母体，在那里把一切世俗变成圣洁。而崇高与圣洁拥抱了他那些颜色，才使它们变得那么高贵。　　凡高死于1890年7月29日，7月27日他给弟弟提奥写了最后一封信。开枪自杀后他等待着他亲爱的提奥来到他身边，两人整整守候一天后才平静地死去。我最喜欢他最后的——用尽了全身力量的《麦田上空的乌鸦》。在对凡高的伟大崇拜中，张承志用三年时间，到1990年写成了他最重要的《心灵史》。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50

入口与出口朱伟　　认识朱德庸是因为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成了他的营销工具。2000年3月，他的《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醋溜CITY》，系列漫画一堆13本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在北京首发。首发新闻发布会在三联韬奋中心，我和余华都被老沈——沈昌文拉去给朱德庸做铺垫。营销后现代出版社安排与朱德庸共进午餐，他选择的是隆福广场当时的自选北京小吃，吃的也就是炒疙瘩、凉皮、驴打滚之类。朱德庸吃得不亦乐乎，说是几天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很响地喝啤酒，嘎嘎地笑。他与余华节奏不一，都有轻微结巴。余华当时恭维说，晚上看你的漫画，笑得肚子都疼。　　从此成为朋友。朱德庸每到北京，好像只认一个地方，每次都是香格里拉。他想高兴的时候就邀我和余华，好让我们成为与他一起宣泄的对象。香格里拉有个意大利餐厅，菜并不好，可环境不错。他最想从我们嘴里知道的是北京的新“段子”，自己也搜罗一些作为交换。余华喝上啤酒说话声调急促而高昂，于是大家又嘎嘎地笑，不仅惹意大利人白眼，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几次来桌边提醒，朱德庸依然放荡不羁。　　我原来羡慕朱德庸在生活中好像一切都不被别人领导，一天的时间表不用考虑别人的要求，可以想睡觉时就睡觉，想出门散步买菜时候就出门散步买菜。他说他本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一份固定薪水，一天真正的工作其实也就几小时，没有什么压力。但因为感觉上班和上学时的心情一样不开心。　　早上起来想到还要上班，会有一层一层人在你上面管你。出门本来打个车可以直接上报社，结果宁肯是在马路上走，实际上是尽量要把上班时间往后拖。按说上班也没有人直接约束，但不可能这个新闻想画那个不想画，这单位是别人的，你只要在里面，就不会有自由。他说他是想到了一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进门与出门才决心辞职的——一个人的上半生找入口，下半生找出口；大约花16年辛苦读书，40年时间上班；就像蚂蚁一样，一旦走进去就只有把最精华的时间照着一种规则往前走。人与人之间你骗我我斗你，后边的人要把前面的人拉下来，前边的人又不让后面的人往前跑，实际是出卖自己最应该享受或最应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年龄，为社会为单位为老板做牺牲。等把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交给别人，精疲力竭之后，也就该出门了。出门的时候也可能有虚名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有了钱也可能没有。但人人都这样活下去，即使有良知的人也只在一天中的几分钟会反省一下，接下来还会这样活着。　　我由此而佩服他的智商。朱德庸在一次闲聊中，还有一个精彩观点令我佩服。他说他在台北只有一百多和二百平方米的两处房产，一套自己家用、一套作为工作室。他说那些置豪华房产的朋友实际都是给菲佣买房。“你想想，早上七点多钟就要开车去上班，晚上七点多钟回家。除周末，一周大部分时间这房子都是菲佣在住。我跟他们说，不如你们自己去当菲佣算了。”除房产，朱德庸买的是大众车，他说他不会选择奔驰，原来宝马是专业人士开的，但在台北让一帮痞子把名声搞坏了。他喜欢德国车的稳重，吃饭没有什么讲究，觉得最好的饭还是在家里，也不穿名牌衣服。那我就奇怪，他为什么还要辛苦挣那么多钱？他回答我时自己先笑，他说，“我老婆其实也这么问我。我对小钱，一百两百的现金有感觉，那是实际可以花的。而等到书出版，支票存折对我来说就是数字。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想看电影一个月买几盘录像带，想听音乐一个月买几盘CD，都花不了多少钱。我喜欢走路，喜欢骑自行车，这些都不花钱。所以我太太有时骂我，你还要赚钱吗？赚了钱你根本不会用。但我觉得赚钱是对我画画的肯定，我通过画画有能力挣钱，这就像游戏一样。” 　　朱德庸与我算有缘分，我们相识后他一直给《三联生活周刊》画新作，他说要给周刊最好的作品。但这两年与他见面闲聊的机会越来越少，通电话总是录音，然后他再慢悠悠结结巴巴地回话。他起先想在内地买房，觉得在这边可能过得更舒坦，也不知怎么搞来搞去就在北京搞出一个工作室。然后先是话剧后是电影再是电视剧，从品牌营销角度，他的认知率直线上升，但战线越拉越长，需要应付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给我们的画稿不再是画好一批手稿集中提前寄来，而是变成每周临时从E－mail发送。电话里他不断地说，最近实在太忙。我由此想到，一个人从单位掩门出来，想要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也就又推门进去。别人的单位与自己的单位，本质是一样的。不成功要成功，成功之后扩大再生产还要再成功。虽然自己打工钱挣在自己口袋里，但一部分上税贡献社会，一部分扩大就业也是贡献社会，再一部分作为遗产留给后代。自己消费的部分，在消费中也要不断加上消费成本，算下来，最后所有辛苦都是为辛苦本身。近日与朱德庸就这些问题请教，他说，“我每天看上班族，就像一只只穿着西服的企鹅。再想想，自己其实也一样。我画画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别人承认了我自以为得意，又会更拼命地去画。整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荒谬矛盾。我这样走下去，大家也这样走下去，永远也不会停，所以就那么好玩。” 朱德庸说，迷恋上游戏是一个人最无法抗拒的，无论什么游戏。游戏总以它的循环诱惑你不断游戏，而参与游戏一定以自己迷失作为代价。一切都在游戏过程中，它是最本质的运动，越聪明的人付出的成本越高。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52

竹烟波月朱伟　　林斤澜是北京老作家中与汪曾祺关系最近的一位，汪先生扬州人，林先生温州人。林先生与汪先生一样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原被称为“怪味豆”，现在的说法是“有点魔幻”。“文革”前他最有名的小说是《台湾姑娘》，清纯而属当时要批判的小资情调一类。上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小说是《溪鳗》，写开“鱼非鱼”餐馆的一个外号叫“溪鳗”的女人，其中精彩的一段溪鳗勾引镇长，镇长在有月光的桥边碰到她，女人变成“白忽忽的影子”，“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晃起来，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这桥下似有大白鳗扭向下游头，扭到水中央，扭到网里头。”鳗与人化来化去，汪先生后来专门写文章称这是“表现主义”，是林先生写得最好的小说。　　林先生在1977年写成的《竹》，是我在《人民文学》当见习编辑接触的第一篇小说。这小说以母女的书信体表现过去（革命斗争故事）与现实（“文革”浩劫结果）的交叉。二十多年前刚读的时候，实在被那种竹山中缠绕的意境所折服。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描写“这山谷真像一口尖底铁锅，团团转转，锅沿锅底，严严密密，长满了绿毛——那是竹子。刹那间，我感到静得出奇。左右一看，一个人没有。不是还有一个我吗？可这个我，也像是绿毛毛中间的一个影子”。还有“我看着对面的山梁，那里明亮的阳光照得竹林仿佛刷了层金。那阳光不是匆匆忙忙赶过城市的阳光，那阳光一动不动站住了，站在那里做起梦来了”。现在每到山里，想到的还是这样阳光一动不动站住的景象。　　林先生对竹山太熟悉，他在这篇小说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关于竹品质的叙述，从原始森林一尺地会生出几尺东西，各种东西都要争阳光争水争土说起，各种植物都有自己的本事，他说竹靠的是一株紧挨一株肩挨肩站在第一线，又都一齐弯下腰，没有一株不碰着地皮，身子下遮得一点阳光也漏不进去，从而保护了一座竹城，“那站在第一线弯腰的，竹梢在地上都磨破碎了，没有好叶子了，朝地的半边身子都枯黄了，却没有一株直起身来晒晒太阳。”对竹子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他说得更有感情，“竹子是缺不得水的。地下水要干了，地上要大旱了，竹子就会晓得自己活不长了。怎么办？它开花，别的花是好水好肥好时节开的，竹子偏偏在最艰难时节，拼出全部养分，顶牢个死开花。开花做什么？结籽。结籽做什么？好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若是落到身边地上，就一年两年地等。等到地上地下好起来了，再发芽生根，竹子钻出来又活了，又成林了。” 　　关于这竹子开花，我在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中读到：“竹花为覆，死曰，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酉阳杂俎》中还有一条说“棘竹”：“一名笆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功。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缲车，食之落人齿。”“竹城”看来是受此启发。　　林先生说他不喜欢郑板桥的清风翠微、烟光日影之竹。他自己的小说，怪也怪在好像水正常流着就会出现梗阻，其中好似有“死面疙瘩”，揉也揉不开。他说，那是经历的事情多了，觉得清风明月般的清纯其实没有，于是也不会再有一潭水能见底的抒情。比较郑板桥，他真心喜欢的是倪云林。他说倪云林是身居绿竹漪漪之中，能画出磨砺得形销骨立的枯竹，那枯竹是滤去绿竹本来丰盈的水分，才更有味道。郑板桥的“胸中之竹”其实还是节与叶之间的意境，“窥窗映竹见玲珑”而已。他说他喜欢倪云林画中的意境，比如“野竹寒烟外，霞柯夕照边”，比如“竹梢清泪浩难消”。而我则更喜欢“鹧鸪啼处竹苍苍”。　　倪云林的竹，被称为“笔简思清”，徐渭对其评价是“古而媚，密而疏”，董其昌说他是“笔法秀峭”。而他自己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他的竹的味道在，苍老者笔弱，以显其嫩；清瘦者笔老，以显其古；遒劲中有清婉，详整中又有简淡，按石涛的评点是“淋漓高下，自有性情”,“空灵清润之气，泠泠逼人”。　　倪云林当年所居之“清阁”，“如方塔三层，疏窗四眺，远浦遥峦，云霞变幻，弹指万状。”“松篁兰菊，茏葱交翠，风枝摇曳，凉荫满阶。”他的逸事在《云林遗事》中有两个细节，一是当时张士诚高邮起义后成为吴王，其弟张士信送钱财想要一幅他的画，他愤怒地将钱扔掉。后来他在太湖云游时撞上张士信，张将他痛打一顿，他忍着不吭一声，别人问缘由，他说，“一开口便俗”。二是后来张士诚将其关押，牢狱送饭他让将饭举过头顶，牢狱知道这是怕他吐沫掉在饭里后，怒而将其拴在马桶边。他被称为“迂倪”，最大毛病是洁癖，也有两个细节，一是他家厕所是历史上最奢侈的，木格下实以鹅毛，排泄物下去了无声息，鹅毛起则有童子移去。二是一天夜间听有客咳嗽，清早他非要仆人找出痰在哪里。仆人找不到，骗他说吐在梧桐树叶上，他一定要把家里几棵梧桐树叶全部擦尽。我喜欢他的迂而不喜欢他的洁，喜欢他的一首《居竹轩》诗：“翠竹如云江水春，结茅依竹居江滨。阶前迸笋从侵径，雨后垂荫欲覆邻。映叶黄鹂还自语，傍人白鹤亦能驯。遥知静者忘声色，满屋清风未觉贫。” 关于竹的诗文，我还喜欢白居易《池上篇序》中“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一句。林先生其实也喜欢白居易的诗，在《溪鳗》中他引白居易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意境深长。

kathy · 发表于 2005-8-11 14:54

马勒崇拜朱伟　　我接触的第一个马勒崇拜者是周舵，1986年他在四通公司谋事，家里是一些文化青年的聚居地。周舵最喜欢的作曲家，一是肖邦一是马勒，从表面看这是从最优雅抒情到最狂躁宣泄的两极，实际上肖邦与马勒都是内心感受敏锐而有些神经质，所以内心冲突幅度都是极大。我听第一部马勒作品是周舵推荐他翻录的《第二交响曲》（《复活》）磁带，第一次听真有灵魂出窍之感。记得周舵家里当时还有两套原版卡拉扬指挥的布鲁克纳第五、第六交响曲磁带，周舵以很不屑的语气，他说，“你要想听就拿去，我听听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一首《复活》，周舵就把马勒崇拜传递给我。我迅速去唱片店购买了当时能买到的几乎他的全部交响曲磁带，大部分都是库贝利克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我喜欢磁带盒上使用德国一位现代派画家画作的设计，它准确传达了马勒交响曲里那种像火焰般燃烧的欲望。　　也可能因为原始定势，我始终最喜欢《复活》。倒不是因为第一乐章与末乐章呼应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呼喊，而是因为第四乐章像羽毛般纯洁而又温柔的女声独唱《原光》和最后使用了克洛普斯托克庄严又震天动地的复活合唱。而且在第二乐章对人生甜蜜回顾之后，第三乐章的谐谑《安东尼对鱼说教》较深刻表现了对人生的反思。我的好友作家格非最喜欢的则是《第一交响曲》，他喜欢第一乐章中春天黎明的生机，以及经过第三乐章葬礼进行曲对死亡纤细的感受后“暴风雨般的运动”，觉得那种排山倒海的感觉非常过瘾。而我当时是把《复活》当成自己灵魂升华的一种依靠物，以至到美国见到北岛，他说送我一张唱片，我选择的还是伯恩斯坦指挥的这部作品。我记得当时花去北岛40美元，唱片买下来急于到查建英家里听一遍。小查的先生是段位很高的古典音乐迷，我当时隔几天就看他从汽车后背箱里拿出新买的一摞CD，真从心里羡慕。他在公寓里置了一套极好的音箱，遗憾的是他对马勒充满鄙视，我们于是只能挑一个他不在家的日子。巧的是那天我们放开音量刚听到一半，他却意外地回家了。他进屋有点轻蔑地说，“哦，马—勒！”坐了一会儿就回他自己房里。我们赶紧将音量调低，但马勒也实在讨厌——他一会儿轻若游丝一会儿又惊天动地，它让我们听得非常紧张。　　我是直到后来才体会到小查先生不喜欢马勒的原因。他认为马勒习惯用一段表现一个乐句，所以歇斯底里、滔滔不绝，太多情感宣泄，宣泄得没有节制。他喜欢瓦格纳，按说瓦格纳的音乐也缺少节制，但他认为瓦格纳音乐中到处是透亮的阳光与湛蓝的天，而马勒音乐中是太多痛苦的呻吟与痛不欲生。在布鲁克纳与马勒之间，他与周舵截然不同——当然地选择布鲁克纳。因为布鲁克纳是宗教的，马勒是世俗的。　　马勒听多了确实会腻。我在上世纪90年代相当一段时间开始对他那种叙述句式出现反感，觉得他使用了比较繁复、夸张的表情，不厌其烦地追究“人是什么”，听多了是一种絮叨。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对人生的描述过于文学化，其中渗透神经质的忧心忡忡。但后来读到伯恩斯坦在深入研究他之后的结论，说是“他音乐中过度紧张的神经令人不堪重负”。伯恩斯坦对他音乐的解释是：“那些与生俱来的狂热、情绪的过度渲染、显示力量的姿态的粗鄙及要求改变现状的喧哗，所有这一切都因天真的、对梦想的记忆、对天国的向往、对拯救的神圣宣言或其他一些不可能达到的东西，而使人变得更为痛苦。” 　　按伯恩斯坦的指示再进马勒的世界，发现另一些东西。马勒的音乐中一直是两种因素构成冲突，一种是进行曲，另一种是“天使翅膀扇过”的牧歌，这两种元素在他童年记忆中就构成了因果关系——他从小对军乐葬礼入迷，进行曲被打上葬礼印记，悠长而浪漫的情歌都会变成噩梦；而进行曲践踏了梦魇之后，才是他儿时在树林里冥想，一人面对的宁静天籁。因此比伯恩斯坦更深入诠释了马勒的意大利指挥家西诺波里总结其音乐是“试图将纠缠不休、循环往复的哀悼节奏，平息于一首节奏迟缓的摇篮曲中。坦言不讳的私人语境与历史形式这两个元素之间构成无法消弭、狂乱的紧张关系。”以此来看马勒音乐，其实真正使你感动的是那些柔弱的对梦境的追寻和对翅膀扇动清风的渴望，它们的极致常用女声或者童声来表现，童声的丰富性要胜于女声。　　我把马勒的作品以1900年为线，分成两个阶段。1900年他40岁，在1900年之前，他的创作许多资源都来自声乐套曲《少年魔角》。在第一到第四四部交响曲中，我越来越把对《复活》的热爱更多转向第三与第四交响曲，因为相比而言，这两部交响曲是马勒作品中最为宁静的。与马勒曾是挚友的德国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曾这样概括他的前四部交响曲：“第一是他的‘维特’，第二是一首安魂曲，第三是一首泛神论的赞美诗，第四是一首童话般的牧歌。”《第三交响曲》原标题是《夏日中午之梦》，我感觉远胜于瓦格纳的森林絮语，这森林絮语中包含一个美丽的完整梦境，尤其是后三个乐章，真是美丽温存到令人心碎。《第四交响曲》由原《第三交响曲》第七乐章的“孩子对我说”扩充而成，虽是写给孩子，却充盈着水分丰富的悲情，在悲情后又是一种温馨。这是一部相对单纯地瓦解了冲突的作品，在第三乐章安详的引接下，最后的女声独唱《整个天国的欢乐属于我们》，构成了他作品中少有的透明、单纯与温暖。在这部交响曲之后，1901年11月，马勒遇到了他的阿尔玛。再之后的11年，他的音乐无法脱离情感重负纠缠以及这纠缠带来的疲惫阴影，生命只能脱离他的音乐而去。50岁的他已经成为了庄严肃穆葬礼游行的主角。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成为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