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谈南京人

花叶无痕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若干种。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散文集《流浪之夜》《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作品多次获奖，最新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更是在“布老虎十年纪念书”征集中战胜了众多的参选作品夺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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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4月27日 南京人对上海总是不太服气。尤其是在南京人出门旅行的时候，不得不从上海转飞机，转火车，心里顿时很不痛快。 和大上海相比，古城南京简直成了蛮荒的乡村。你不得不在上海住上一夜，不得不麻烦上海的朋友，事先替你购买车票或者机票。南京也有机场，也有火车站，可是南京偏偏就有那么多不能直接到达的地方。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你会觉得距离南京三百公里外的上海，整个就是一个暴发户。你简直想不明白，上海凭什么那么阔。 一百多年前，上海不过是一个比渔村略大些的小县城。它是南京的下属的下属的下属，上海的地方长官想拜谒南京官员，得拐好几道弯才行。可说变就变，现在的上海，牛气得差不多认不得外地人是什么人。 和上海相比，南京现在活脱儿是个破落户。想当年，东南重镇的这把交椅，毫无疑问地应该让给南京来坐。不用说什么十朝故都，也不用说什么扬州大都督府，就说这挨着近一些的清朝三百年间，东南数省的最高领导人两江总督大人，就一直呆在南京办公。南京不仅仅是省府的问题，它管辖的范围，至少也有几个省。 如今，南京军区的这块大牌子虽然还在，整个华东六省一市的军事还归它管辖，但是毕竟是和平年代，东南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显然已经不在南京。 南京当然不会甘于这样的现状。不甘心，也只能白搭。南京的衰败，几乎是无可阻挡的。想当年，南京是如何的阔绰。远的不说，仍然说清朝的三百年，说那三部和南京有关系的名著，第一部是孔尚任的《桃花扇》，下来一部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还有一部更了不得，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没有什么地方比南京更适合作为作家的摇篮，三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都记录了清代南京的繁华。说白了，也很简单，东南数省南京人心里不平衡历来是北方的中央政府的经济命脉，要想获得很好的财政收入，东南数省的稳定繁荣十分重要。按照惯例，中央政府必定会派大员坐镇南京，然后通过南京，行使对东南数省的领导权。 北方的中央政府既要保持对金陵王气的警惕，同时又不得不鼓励南方发展生产。和平时期总是要大大地长于动乱时期，因此历史上南京的繁华几乎是注定的。 近代对于南京最大的破坏，是1937年的日本兵攻入南京。大屠杀使得这座古城人口锐减。据资料统计，日本兵在南京抢劫财物，仅金银首饰就有1．42万两又6300件，古字画28400多件，古玩7300多件。 最可笑的是，连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也被抢，这个汉奸家中的红木家具被劫一空，佛堂中供奉的祖宗牌位，也被糊涂的日本兵当做文物抢了去。繁华的商业街被烧了，明清两代留下来的古建筑也烧了。 城陷之处，从城南的中华门，一路烧到了城北的下关江边。在这场劫难前的南京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再看看一位叫做爱泼斯坦的美国人，是怎么描述当年他所亲眼见到的国民党的旧都南京的。 爱泼斯坦把南京比喻成为一座带普鲁士色彩的官府，比喻成为一个气度非凡的新首都。在这里，新的林阴大道，无情地切除了许多陈旧的房屋和商店，宏伟的建筑一个接着一个拔地而起。 官员们的小汽车，沿着这些光亮的柏油路疾驶而过，官场上的政客一个个佩戴徽章，或者是长袍马褂，或者是时髦的翻毛皮领上衣，到处招摇，出席这样或那样的会议。威武的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着镶金边的匕首，无忧无虑的年轻飞行员们穿着皮夹克，而神气活现的商人则穿着美国品牌的衣服。旧都南京在战前更像是一座西方的城市，甚至是在战争的初期，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这座城市也没有乱得失去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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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4月28日 战争使得南京大大地伤了元气，抗战胜利以后，还都南京的国民党忙于内战，根本没有精力恢复南京的城市建设。 不久，国民党又仓皇逃往台湾，北京成了中国的首都，一蹶不振的南京又一次成为破落户。南京失去了像战后东京、罗马和伦敦那样的发展机会，这些在战争中得到重创的城市，作为一国之都，作为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很快就从废墟中喘过气来。 而南京却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在过去的多少年里，南京勉强维持的，是它的东南重镇的地位。对于这座古城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最恰当的位置。南京不适合做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首都，它的权力范围，比较适合的也只是东南数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重镇的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时至今日，东南真正的重镇，已经毫无疑问的是上海了。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十里洋场的上海，对南京的东南重镇形象，就已经露出了威胁的端倪。民国时期，南京虽然是首都，但是离它不远的上海的繁华，却毫不逊色，有过之无不及。上海的崛起几乎是无可阻挡的，南京服气也罢，不服气也罢，反正一句话，得乖乖地把东南的第一把交椅拱手让出去。 南京的萎缩将不可避免，它对于东南数省的优越的领导地位已经丧失，对南京这样的城市，提过高的要求，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对于南京人来说，需要迅速调整的，是那种不务实的传统心态。重新恢复东南重镇雄风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可能存在。 时运已不再来，历史给予南京的机会，已经一去不返。南京人必须明白仅仅是等待机会已远远不够，必须靠自己去抓住机遇。指望抱残守缺不对，一心想把南京建设为国际大都市，也不现实。有了上海，在全国的这盘大棋枰上，南京注定只能是大上海的一个陪衬。 在长江三角洲，不可能需要那么多的国际大都市。换句话说，国际大都市成不了南京的救命稻草。南京的准确定位，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文化名城。它应该得到蓬勃发展的，是像上海那样的新型城市所不可能具备的优势。南京应该成为一个温馨舒适的城市，应该把如何改善市民生活放在第一位。 历史上的南京繁华，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古都，也并不在于它曾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东南重镇，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这里的人民，曾经生活得很好，很富裕，有很好的精神生活。 安居乐业，是老百姓的天堂，这才是南京发展的最佳方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着国际大都市。大，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大，必然会有大而无当的烦恼。 国际化大都市不是过好日子的代名词。一个居住在国际大都市的穷人，并不会仅仅是因为他生活在那里，个人的价值就会像上涨的股票行情，突然那样看好起来。 有一年，我去成都，一位朋友对我坦言，说成都是一个很适合居家的地方，问我在南京的感觉怎么样。我怔住了，一下子不知应该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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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4月29日 南京人口的来源，是个有趣的话题。 先谈谈那些被迫迁出去的南京人。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为了净化城市人口，曾下令将城内部分元朝的遗民，举家迁往云南。 前朝的遗民，对于新的统治者来说，都有些靠不住，靠不住就请他滚蛋。这种轰轰烈烈大规模的迁徙运动，颇有些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据说在云南的一些地方，至今还能找到这些带有南京口音，并能演奏祖先传下来的“江南丝竹”的老乡。算一算时间，已经六百年过去了，乡音不改，旧曲不忘，真不容易。 话题若转到南京人口的输入，可以说的就多了。哪朝哪代，都会有大量的人口流入南京，原因有各式各样。譬如流亡在南京的北方政府，注定要带来众多的北方人口。 历史上的王谢子弟，考其先人，无疑是中原人士。否则也就不会有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这样的典故。流亡政府很自然地会把北方官僚阶层的生活场景带入南京，由于这些北方人到了南京以后，继续处于优越的领导地位，北方仕族的生活习惯，流行的语言方式，很快就会在南京的老百姓身上时髦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京人的语音中，在民俗中，能见到大量来自北方的东西。西晋末年，因为北方战乱，渡江而来的汉族人民，究其人口总数，肯定远远地超过了北方的官僚。 穷人永远是比富人多，这些穷人跟着当官的一起当了义民，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为南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大量的南渡人口，一度甚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结果流亡的北方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南京的周围，建设所谓专供北方人口居住的“侨郡”。 北方的流民在“侨郡”里定居，而这些“侨郡”仍以北方原来的郡县命名，于是我们在读旧书的时候，会发现在南京的周围，竟然有“南徐州”、“南东海”、“南兰陵”这些称呼。 由于当时的人并不会把南北同名的郡县混同起来，在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把“南”字有意无意地省掉，时间长了，结果就在历史上留下许多无聊的笔墨官司。 譬如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究竟是哪个兰陵，谁也说不清。可以想象，早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南京就不是什么地道的江南城市了。这个城市早就挤满了来自北方的难民，北方人在这里占山为王，反客为主，在南京这个舞台上唱着主角，推动着时代的潮流。 这样的历史不断重复，客观上使得南京的人口成分呈现多元化趋向，其结果是提高了南京人口的素质，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出炫目的火花。历史总是重复，北方少数民族此起彼伏，不断地把汉人像撵鸭子似地由北往南赶。 历史上有案可查的，南京人口的大迁入，也许还是要算明朝初年。朱元璋把大量的元遗民撵走以后，又从全国各地调入大量新的人口入京。在新的人口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匠户，史料记载这些匠户达到了四万五千户，平均每户以五口计算，仅这一项，人口就有二十万。 这些能工巧匠被调往南京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让他们使南京迅速繁荣起来。当时全国的匠户也不过只有二十万人，朱元璋为了繁荣南京，把全国五分之一的建设人才都找来了。这还不算，干活的人有了，还得把那些有钱的富户请到京城来。 农民起义领袖出身的朱元璋，有意把全国各地的富户召到南京来。他既然当了皇帝，有钱人便不敢不听他的话。大约一万五千户富豪被逼入京，他们分别来自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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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4月30日 在富户中，最著名的要算家居昆山周庄的沈万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这位富豪为南京的建设捐了大量的银子，他出资修建了南京的好几个城门，有一种说法是当年建设时，三分之一的银元都是他认捐的。 虽然出了这么多钱，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功高盖主是险，钱太多也是险，沈万三最终还是被朱元璋逮到了一个错，远戍边疆而死。 流动的人口是形成一座城市最重要的条件。南京的人口流动，似乎又要比别的城市更频繁。不妨想象一下，在明朝初年，南京仿佛有些像80年代初刚刚起步的深圳，其场景是多么火爆壮观。 作为外来户的能工巧匠们，在这里大显身手，筑高楼、砌高墙，从他们勤劳的手底下，竖起一座座华丽的亭台楼阁。而同样是作为外来户的富豪们，干不了别的什么正经事，便只有成为典型的消费阶级，在这里醉生梦死、灯红酒绿地过日子。 有着古老历史的金陵古城，一下子爆发出了新的活力来，到处一派繁荣景象。南京的人口，经历了一次次大换血，这种大规模的换血，这种动辄脱胎换骨，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南京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 这意味着，南京从来就是一座变化中的城市。这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已经成为这座悠久城市传统中的一部分。南京人只是个大致的说法，是个大概，那意思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 纯粹的南京人只能从理论上去探讨，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活生生的南京人就是你，就是你周围的人。南京人就是那些天天在你眼皮底下活动的人流。不在乎你的祖籍是否在这里，也不在乎你是否在这里出生长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在这个城市里生存的若干年，充分地呼吸过了这里的空气，喝了这个城市的水，吃了在这个城市里买的米，那么，你就是南京人，南京人就是你。 南京人就是那些上下班时匆匆从街上走过的男男女女，是那些站在电话亭里回呼机的小伙子，是那些站在路口吃羊肉串的年轻姑娘。南京人就是你天天耳闻目睹的那些人。 南京人从来就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广泛难免挂一漏万。南京人的特点是宽容，南京从来就是一个宽容的城市。事实上，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少去思索自己究竟是不是南京人。 调查表明，很多被问到自己是不是南京人的人，在一怔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祖籍，人们都习惯于用祖籍来回答问题，于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自己不是南京人。 有关部门对171位南京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只有一成的人，自称祖籍是南京。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南京人，虽然他们就出生在这个城市里面。 南京人对自己是不是南京人这样的话题，无所谓，不像上海人那样，动辄说“阿拉上海人”如何如何。南京人缺少上海人那样的凝聚力，上海人口的组成，远比南京人口组成更复杂，但是上海人天生有一种整体感，天生有一种自己是上海人的认同感。 南京人从来不排外，上海人常常使用“外地人”、“乡下人”这些带有鄙视语调的词，这些排斥别人突出自己的词里面，充分体现了一种优越感。南京人没有这种优越感。历史和现实也不经常赋予南京人这种优越感。南京人有时候也想天真地做一做抖抖自己威风的事，譬如针对“京派”、“海派”，提出一个“宁派”的概念来，但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像自说自话，不仅别的地方人不会这么认同，就是南京人自己也不会认同。 南京人散漫惯了，结不了帮也成不了派，思想一向不统一。南京人是很难概括的，因为南京人的秉性向来让人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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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5月1日 就说看电视剧，肖复兴在谈到北京人看《孽债》时，曾说过由此可见上海人的小家子气，因为这里面的故事实在不至于这么折腾。自己的亲骨肉，没费什么事，由别人替你养大了，等于白白捡了个孩子，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必要去寻死觅活。 北京人绝不会让五个孩子风尘仆仆来了，结果三个孩子又回云南，留下一个是断腿的，另一个进了公安局。这种结局，在北京人眼里，上海人太没人情味。 南京人却完全不同。在一家商场里，我听见两个女售货员眉飞色舞地谈论王朔，长得很好看的那位激动地说：“我太喜欢王朔了，只要是他的东西，我就爱看。”十足的南京话中，为了表达对王朔的感情，硬把舌头卷起来，带着一种很怪的京腔。 南京人说普通话，真是很为难的一件事。南京人胃口特别好，什么都能接受。南京人好发疯，什么都喜欢凑热闹。南京人没有什么自以为是的固执观点。看“海派”的东西会流眼泪，看“京派”的东西也伤心，南京人最容易受骗。“海派”和“京派”这些概念，即使上海人和北京人自己不这么说，别人也能很轻易地感觉出来。 无论上海人或是北京人，他们只要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混，就永远摆脱不了那种优越之感。上海人是靠经商发起来的，所以言谈常常离不开钱；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脚下，因此动不动就会说一些未经证实的内部消息。上海人会挣钱，北京人能当官。 上海人的理想是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北京人却希望自己能当的官越大越好。钱和官分别是上海人北京人傲气的本钱，有了钱当了官，于是敢优越、敢自尊、敢这样敢那样。就是没钱的上海人和没做官的北京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由于受了这种风气的熏陶，也都是一样的毛病。 南京人往好里说，是什么都有些不在乎。南京人不会因为自己是南京人，就像上海人或北京人那样，觉得高人半截儿。南京人还轮不上有这种感觉良好的毛病，确实也没什么可以感觉良好的。南京人对自己不自信，也不自尊，更不自卑。典型的南京人都是悠闲懒散的，很多事都随它去。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因为大部分的南京人既不会当官，也不会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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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5月2日 在全国这盘棋上，南京人的位置不南不北。在江苏省的地界上，作为省府的南京仍然不南不北。 苏南人习惯上把南京看成是江北人，尽管在地图上，南京明明白白地位于长江南岸。“江北人”的称呼和上海人动辄称“外地人”、“乡下人”一样，包含着一种鄙视。 整个苏南好像都忘了南京是省府的所在地，忘了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住着他们的顶头上司。无锡市在宣传自己的旅游优势时，公开的说无锡是上海的后花园，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江苏省旅游部门的领导人，就端坐在主席台上。 这种公开的讨好上海人的态度，其中虽然包含了想赚上海人口袋里钞票的用心，但是也客观地说明了省府南京的尴尬地位，说明了南京人口袋里的钱显然不多，还不能够入精明的无锡人的法眼。 南京是江苏这个经济大省的中间质。作为省府，南京似乎并不像作为首都北京那样得天独厚。南京永远是这样，说好，轮不上，说坏，也轮不上。苏南经济好一些，苏北弱一些，拔尖轮不上南京，扶贫也轮不上南京。 南京人再有钱，想到富裕的苏南就蔫了，南京人再穷，想到苏北的贫困地区立刻宽心。南京人似乎天生甘心位于中游，不妒人有，也不笑人无。南京人不会去想自己应该在江苏起带头作用，也从来不担心自己会落到江苏的尾巴上去。 南京人从来没有忧患意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可能也不会有。南京是一座没有太大压力的城市。正是因为没有压力，也就造成了南京人的特色。南京人没有太强的竞争意识，就是有，也往往比别人要慢半拍。 南京人不仅宽容，而且淳朴，天生的不着急。南京大萝卜实在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南京人天生的从容，不知道什么叫着急，也不知道什么叫要紧。即使明天天要塌下来，南京人也仍然可以不紧不慢，仍然可以在大街上聊天、在床上睡觉、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在麻将桌上打麻将。 南京人是性情中人，总是带着一种随意性，在做什么事以前，并没有太多地去想，这事应该还是不应该做。南京人就是南京人，对好对坏都不在乎。南京人似乎从来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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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5月3日 南京是外地人的天堂。南京的外地人，是个很有趣的人文景观。 和国内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南京骨子里也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南京的外地人不会因为自己生活在别人的地盘上，就感觉到那种遭排斥的歧视。 南京人自己对南京就没有什么归属感，对于地道的南京人来说，自己是不是南京人都不重要，更不用说别人是不是南京人了。南京的外地人不会产生自己不是主人的自卑。南京这个城市里没什么主人，因此也就相应没什么客人。 在南京这块风水宝地上，并不流行“客随主便”这句话。南京的外地人，大都是江苏人，就素质来说，因为积聚了一个省的精华，都是些事业上的佼佼者。不是人物不会到南京来混，不是人物在南京也混不下去。 南京的外地人同样也很难对南京有一种归属感。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他们在南京呆了多久，他们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南京人。 地道的南京人应该是从外地人定居后的第二代开始算起。南京的外地人，是未来南京人的祖先。苏南和苏北的外地人，对南京有着两种不同的心态。苏南富裕，在南京的苏南人，常常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感觉。 他们在南京定居，在这里养儿育女，享受着南京的空气，却从骨子里压根儿看不起南京人。南京的苏南人常常会觉得南京人土、觉得南京人粗气、觉得南京人不会吃也不会穿。在南京的苏南人可以充分享受优越感。因为觉得别人不怎么样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很怎么样、很了不起。 南京的苏南人，从本质上来说仿佛是中国的上海人。他们既比地道的南京人聪明，也比地道的南京人能干。他们如果去上海滩混，就是彻底的受歧视的外地人，可是在南京这座宽容的城市里，他们没有被南京人看不起，反而倒过来反客为主，看不起南京人。 在南京的苏北人和苏南人不一样，苏北穷，很多苏北人都是靠苦读书才混到南京来的。到南京来之不易，因此他们不会像南京的苏南人那么嚣张，那么不把土著的南京人放在眼里。他们的态度要含蓄得多，也温和得多，他们的特点是喜欢互相照应、互相帮助，虽然南京人不欺生，但是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不说是拉帮结派，然而苏北人确实是心比较齐，心齐力量就大。 南京的苏北人深悟团结就是力量的古训，他们含辛茹苦地在南京混，有意无意地便织成了很巧妙的关系网。南京的苏北人和苏南人不一样的重要区别在于：苏北人并不是迫不得已才来到南京，他们并不是以一种挑剔的态度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他们不是到这座城市里来享受优越感的。 南京的苏北人从整体上来说，要比南京的苏南人有出息得多。他们没有那种公子落难小姐遭殃的委屈情结，他们不声不响地来到这座城市，不仅打算在这里常住下去，而且充满了要征服这座古老城市的野心。他们的天下是实打实地打出来的，他们对于南京的贡献要比南京的苏南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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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就这样，苏南人定居南京，很多人只是为了做生意，他们想方设法，赚了钱就想走。 和苏北的贫困落后比起来，苏北人不会觉得南京如何如何不好，他们定居南京，通常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干苦力的，在服务行业挣些钱，便赖在南京不走了，另一路却野心勃勃，实实在在地干着，上下经营，为了迟早有一天能捞个一官半职。 南京此地的行政长官，很少由地道的南京人来担任。省一级的领导是这样，市一级的领导也这样。民国时期就如此，现在也还是没变。 在电视上听领导讲话，很少听到正宗的南京口音，不是因为南京话太难听，而是因为能在电视上说话的领导人很少有南京人。 南京不生产当官的人才，稍稍大一些的官就没什么南京人。南京人做官做到中央去的几乎没有。南京是一座在外地人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朝一日，地方主义作怪，南京完全由南京人来管理，其结果一定是场笑话。 历史证明南京离开不了外地人，南京这座城市能有今天，南京的外地人功不可没。南京为外地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对外地人向来也是特别友好。地道的南京人都乐意承认自己不是官场的料子，乐意承认自己的确有某些地方不如外地人。 南京人散漫惯了，没什么一成不变的固执见解，流行什么时髦什么，都没一定。不排外的南京人总是一窝蜂地乐意接受外来的东西。 北洋军阀时期，因为统治南京的都是北方的军人，于是一时间吃大葱嚼生大蒜，说话卷着舌头，成为当时南京最著名的风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因为先总理孙中山是广东人，而国民革命的根据地也是从广东过来的，因此广式风味的馆子风行一时。 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四川馆子又变得重要起来，好像在广东馆子或四川馆子大吃一顿，便有重温革命历史的意思。南京人总是难免一些十分幼稚的行为。 南京的外地人充分利用了南京人的这种天真性格。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的饮食业长久以来，很难有什么固定风格。南京不仅不排斥外地人，恰恰相反，对外地的人和物，常常会有一种人来疯的喜欢。 外地人在南京可以如鱼得水，无论是洋味，诸如肯德基，譬如加州牛肉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土特产，不管正宗不正宗，不管做得像不像，只要是新鲜，只要是有胆子竖起一块招牌来，就能骗南京人的钱。 在南京的外地人可以充分享受南京人的易哄好骗。南京人喜欢上海服装，喜欢日本电器，喜欢广告上吹得最凶的东西。南京人最不怕上当，最不怕接二连三地上当。外地人在南京无论常住，还是暂时路过，都不会感到无所适从。 南京人口袋里的钱不多却特别好客。外地的歌星影星都喜欢到南京来搞首演，南方的歌手和北方的歌手，好的和不好的，都能在南京获得预想不到的成功。电视连续剧《渴望》就是在南京一炮而红的，歌手毛阿敏是在南京唱火起来的，已经走红的歌星那英以及李玲玉，她们出版新唱片也喜欢在南京市场上搞首发式。 南京不是最好的文化城市，但却无疑有着中国最好的一个文化市场。一旦在南京获得成功，潜在的市场前途便不可预料。事实上，所有经营文化的商人，都特别看重南京这块风水宝地。南方的商人，把南京看成是自己北伐的前沿阵地，而北方的势力欲想南下，也很自然地会把南京看成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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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晚报》2001年5月6日 外地的大款请客，很难忘记自己的主人身份。这一点，北方的大款尤其厉害。此时不露脸，何时露脸，此时不摆阔，何时摆阔。北方的款爷请客，嗓门一定很高，脸一定很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你不吃不喝是不给面子，你不会说话就乖乖地听他说话。 每上一道菜，筷子下去，粗话脱口而出，菜放进嘴里，立刻喊好。吃完了，高声喊结账，大声喊打折，一点也不含糊。北方人的豪爽，淋漓尽致地都显出来了。店主要是心太黑，宰得太凶，顿时趁着酒劲，好一阵数落，一定要较真。 要是店主会说话，笑脸陪得好，找零便都是小费。北方的大款才真像是大款，他请客首先图的是自己痛快。 南京的大款在这种场合里，常常仅仅是一个付账人的形象。南京的大款自己就仿佛是会计，而外地的大款常要带个会计在身边跑腿，类似付账这种事绝不会亲自过问。 南京的大款首先是含蓄，外人很难看出今天是他做东。通常都很斯文，小心翼翼的样子，不像是请别人吃饭，倒像是别人在请他吃饭。 请别人到娱乐场所里去消费也是这样，南京的大款总是坐在不显眼的角落里，冷不丁地跑出来，讪讪地问大家玩得怎么样。南京的大款既不会摆谱，也不会敷衍。跳舞也好，卡拉OK也好，总是看的时间居多。客人玩得高兴就行，客人玩得不高兴也活该。 南京的大款似乎还不至于豪爽得到了让大家放纵消费的地步，不会在小提包里放上几万块钱，小费一抽就是好几张。南京的大款处处都显出几分实在。大哥大自然是要带的，但是大哥大常常电不足，不是怕人打，是忘了充电。 需要说明的，南京的大款许多都是公款消费，他们口袋里的钱并不是私人的，用公家的钱能想到节省，这是南京大款们可爱的另一方面。南京的大款不会见人就坑，见人就蒙。不愿意做广告不是舍不得，而是缺乏广告意识。舍不得给人赞助，是觉得他不欠你什么，凭什么要赞助你。 南京的大款远没有别地儿的大款盛气凌人，也没有别地儿大款的精明滑头，南京的大款不太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有时候有机会上电视，也不是气宇轩昂头头是道，而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什么。南京的大款即使是穿着名牌品牌，也是仍然不显眼。南京人喜欢穿名牌和品牌的，往往是那种尚未发财，口袋其实没什么钱，又怕别人觉得自己穷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