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刘兵、江晓原：量化考核与“两种文化”

花叶无痕

——刘兵、江晓原教授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作者：刘兵、江晓原 来源：文汇报 一、基金制度不一定是好事 由于量化考核、计划学术，许多好的课题是申请不到基金的。 江晓原：各位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正式作演讲是第二次，我曾把它戏称之为学术相声。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此次演讲的主题，来源于我们两人近年在上海报刊上开设的两个对话专栏。我们的专栏是真正的对话——我写一段在网上发过去，然后他有一个回应，又发过来。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也更有启发性。我们俩比较适应这种方式。曾经有一次因为赶时间，我们就在一个会议之后，共用宾馆房间里的一台电脑，你敲一段，然后我敲一段，这样来完成了一篇对谈。 刘兵：我们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面的栏目题目叫“南腔北调”，因为江晓原是典型的南方人，在南方任职。我是典型的北方人，在北方教书。“南腔北调”之外我们第二个专栏就是在《文景》上的“学术品位”，是一个更长篇的对话。为什么要开设这样的专栏呢？在与学界打交道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在做学术，但是我感觉到学术与学术之间是有差别的。我跟学生长期都是说要做有品位的学术，而不在于发表多少篇论文。今天，我们就是结合那两个专栏来谈一个这样的主题。 江：“南腔北调”专栏主题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主要是指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关系。近年来我们一直很关注“两种文化”，并且卷入了多场争论。而且我和刘兵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今天为什么要把学术品位和“两种文化”联系起来讲呢？是因为我们感到，量化考核的盛行，学术品位的败坏，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没有解决好造成的。 刘：关于“两种文化”，我来补充一点背景。“两种文化”是自50年代C.P.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从那里开始，科学文化伴随着科学专业化、科学家阵营形成，人文文化则伴随着文学等人文知识分子产生，而且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差异、冲突、分裂。我们是针对这样一个背景来谈的。 这里我讲一个江教授的逸事。现在杂志、文章很多，看不过来，怎么办？那就要筛选。怎么筛选呢？我就介绍一下江教授的筛选绝活。他说打开一本书来，首先是目录，左一列是题目，右边是作者。先看题目，其中有一些题目，无论是什么人写的我都不看；再看作者，因为对学界圈子比较熟悉，所以某些人无论写什么我都不看。这样交叉一选择就会找到有价值的文章。有这么一回事吧？ 江：这听起来有点傲慢，但在实际操作中很有效。 刘：这种评价机制反过来会作用到做学问的人身上。在做学问、评价学术价值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会陷入到这种思路中。我跟江晓原说，我一直有个题目想做，但是肯定没有基金会会支持这个题目。我想做的就是：现有的人文学科基金的资助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破坏作用。 江：我个人感情上支持这个做法。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严肃的报告，对我们实行了多年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优劣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实施了这个基金制度，比以前的行政拨款究竟好了多少？有什么地方产生了好的结果？什么地方产生了破坏？我相信会有一天人们会来评估这个。我个人感觉，当年的行政拨款比现在好。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说，因为我迄今已经主持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自己也评审别人的项目，但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不合理，还不如以前的行政拨款。其实现在国家也拨款，只是引进了评估机制，以为这样能将基金投到好的项目中去。实际上，由于我们热衷于做这种量化考核、计划学术，基金未必能投到好的项目中去，许多好的课题是申请不到基金的。 刘：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体制之中，如果完全不考虑体制的要求，那是肯定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经常要不幸地做出妥协。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个故事。当时是在香港开会，也是跟江晓原一起，一个北大的教授就讲起一个北大学术评价的故事。北大人文学部在评定教师职称和教师成果时，有学术委员提出，如果有两人成果相当，那么有项目、有经费的那个人不仅不能加分，反而要减分，理由是：另一个人没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也作出了同样成就；而你拿了国家的经费，成就也只是如此，所以要减分。我们可以想想，像这样的标准现在还剩下多少？ 二、量化考核只会淹没陈寅恪们 我们今天很喜欢量化考核，可能就是因为没什么人敢于承担责任。 江：那天在香港我还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量化考核？因为我们把那个称之为“法治”。怕不公正，所以弄出个杠杠来。两个学者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就比3篇好。而“人治”的办法是这样的：校长觉得某某人好，认为他可以做系主任，那就聘请。我们还是举清华的例子。当年梁启超向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有没有学位啊，没有，有没有著作啊，没有。当时校长就有些顾虑了，说这样不行啊。梁启超立马说，陈寅恪的那些论文比我这么多著作的价值还要大。校长听了这话就聘请了陈寅恪。当然，“人治”有很多坏处。比如说校长是个混蛋，他可以聘请他的没有才能的小舅子，而“法治”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反过来我们可以想想“人治”有没有好的一面。那个校长把他的混蛋小舅子聘请进来，如果做得不好，校长就要负责任。梁启超当年把陈寅恪推荐进来，如果他尸位素餐、不称职，校长和梁都要负责任，梁启超是以他的人格为陈寅恪负责。也就是说“人治”下，搞坏的事情就有人负责。“法治”之下，没有任何人会为错误负责任。我们经常看到聘请了一个教授，经费待遇都上去了，但是不称职、跟同事也不能很好合作，但是找不到任何人为此负责。因为聘请这个人是由学校委员会投票决定的，引进人才的条例写得清清楚楚，要有正高职称、博士学位、三本以上学术著作、国外工作经历……这个人都有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得到正高职称是通过腐败实现的呢？怎么知道他得到博士学位是开了后门的呢？这些问题都是由别的学校负责的，可是别的学校也是“法治”，也是由某些委员会认定的。因此，无论把事情搞得多坏，没有任何个人会为此负责。我们今天很喜欢量化考核，可能就是因为没什么人敢于承担责任。 刘：做学术已经分成几种类型了。数篇数的是一种类型。我在所里带学生，虽不像你做院长有那种痛苦的挣扎，但是学生毕业前要在各种级别的杂志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这也是一种量化过程，它可以促使你发表一些论文，但是发表之后是否达到了我们量化的原先目的呢？论文原本是想以最好的方式将学术研究的心得写出来，但是最后变成了数数。 江：杨叔子院士有一次到交大去，我就问他，你当校长怎么对待量化考核？杨叔子说我区别对待，对工作有妨碍的，我糊弄到最低限度，对我工作有益的就拼命干。我们都意识到这个不好，但是个人无法反抗，杨叔子当校长都没法反抗。量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数数的时候就把质量扔在一边了。当我们只要评价很少数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文章都看一遍，是不是好，是不是糊弄的，但是现在只要看数量，而且数量是越多越好。结果只能审查你是否造假、是否真的发表，不可能审查你是不是老生常谈，是不是有创意。时间、精力不可能允许你一篇篇地审查，只能按照SCI、EI等分等级登录上去就算了。这样，好的文章也被淹没在垃圾中，显不出来。文章都经过这样处理，你在高级刊物上通过走后门请吃饭，发表了一篇狗屁文章，另一个人花了几年时间苦心研究发表了一篇，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种量化考核极大地败坏学术研究。 刘：也就是说类似于一种劣币定律的概念，竞争取胜者不是有品位的、好的学术研究者。量化说的是成果产出的考核，它的前一个步骤就是计划，这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基金——不管是社科还是自然科学的——几乎没有未实现目标的，（不是说没有不过关的，但是极少极少），绝大多数都达到了，而且在申请的时候就预设了能够达到目标。 江：而且还有规律，钱越多，得奖概率也越大。如果你弄了1个亿的项目，你肯定能完成一个大成果，而且获奖的概率也很大。 三、专利局小职员的身份成就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幸好去了专利局。进大学就要评职称写论文，这会妨碍他自由思考。 刘：这不仅是国内的问题，在国际上也有类似倾向。2002年我在剑桥听过一个报告，是科学史系里的非常高级、每年一次的重要报告。著名科学社会学学者科林斯考察了一项自然科学研究——引力波。他通过社会学研究发现，没有什么成果也要变成有成果。一个项目投了很多钱，就要有成果。但是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不成功的。我们看看科学史就知道了，科学家做的工作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如果说这么多年都成功了，那不得了啊，甚至是可怕的。不成功很正常。引力波这项研究实际得出的是零结果，也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探测不到这个结果。但是这样就对基金会没有交代了。于是就变通了，对于这个过程解释一番，我的仪器、方法是新的，我给出了一个不能超越的极限，于是就有成果了，也就通过了考核。 江：你说的这个现象中外都一样，因为拨款的人不可能容忍自己的拨款是一个错误，所以一定会有成果。这个完全可以支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宁愿要行政拨款。行政拨款不要求你对这个拨款有交代，不要求你有结果。现在搞成什么都是基金、项目的，就要求你必须对每个项目负责，都要有结果，这就是“计划学术”的作用。很多学校、单位得到上面的指标：今年要发表SCI的论文多少篇、拿到纵向的基金多少万。弄好了指标到了年终的时候就要汇报，看你的指标是否完成了。每年都要做这种无聊的游戏，院长就要去找计划处长讨价还价，要拼命降低指标，处长就要拼命提高指标。年底时就翻出了年初时的指标，一看，指标要求发表SCI10篇，结果发表了12篇，这是超额发表。发表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不管，只要数量，而这个数量是开始就订好的。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他们觉得做学术好像流水线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