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农村考察有感：实在是穷得“惊天地泣鬼神”

Aha

2005年6月，为了完成与香港乐施会的合作项目，我第一次踏上了云南的土地。此行既按照与乐施会商定的工作计划访问了乐施会在云南农村的扶贫项目点，也在离开云南的前一天参观了久负盛名的石林。按说这种“公私兼顾”的好事应该使我满足了，可是，不知总的，我就是高兴不起来，反而习惯性地感慨出些“问题”来。 云南的山——政策失误的样板 云南处于中国第二大高原上，“山”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放眼望去无处不“山”。然而，我在那里所看到的山却不象电视画面上的山那样可爱，因为，在那里绝大多数山上，树成了“稀缺资源”，光秃秃的，让人心颤。虽然，这几年又是植树造林，又是飞机播种，又是退耕还林，有些地方还在搞封山育林，但效果还是不明显，山上稀稀拉拉的“幼苗”们正被一些“标志牌”和“标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山体裸露仍然是其基本特征。这里的山原先就是这样的吗？当地人很惊讶地告诉我“当然不是”，好象是在嘲笑我的无知。经了解，这里的山原本是植被茂密的，是我们1980年代的一项政策把它“砍”成今天这个样子的。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基本政策是“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即所谓林业“三定”。 林业“三定”是由发源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大包干”演化而来的，因为当时的农业“大包干”确实很成功，所以人们就想“按道理”林业也可以搞“大包干”。但是，让政策制定者感到失望的是，林业“三定”后，当地群众却很“不讲道理”。山区群众很穷，当他们得知林业“三定”赋予他们林业经营“自主权”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此时不砍更待何时”，“自主砍树”、“自主卖树”就是他们对“自主权”的通俗理解。结果，短短两三年间，绝大多数的山就被砍成了“秃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已经比当初“好看”多了；交通越方便的地方，砍得越彻底，一些树的幸存者们只能“躲”到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中——因为砍了也卖不出去，这使得我们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还能找到地方插上“国家级自然森林保护区”的牌子。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一项政策在甲地是成功的，在乙地就未必成功；一项政策适用于甲对象，却未必适用于乙对象。所以我想，农村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中央应该给予地方更多的灵活决策的机动权。如果有人还想搞“全国一盘棋”、政策“一刀切”的话，那我就建议他去看看云南的山。 农民的穷——年年扶贫年年贫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集民族特征、山区特征、边疆特征为一体的特殊省份，全省辖16个地州市，国土面积39.7万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94%；全省总人口4300多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422万，占全省总人口的33.4%，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截止2002年底，云南省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865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仍有764万人，约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11.2%，其中被称为“绝对贫困人口”，即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特困人口有286万人，占全国的10.1%；云南省的低收入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都居全国首位。这些基本数据就说明一个问题，从总体上讲，云南农村是中国最穷的农村，云南的农民是中国最穷的农民。因为毕竟被人枉称为三农专家，所以我在去云南之前对她的省情和“穷”况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当我走进云南农村的村寨以后，我才发现我的思想准备是多么不足，那里的农民实在是穷得“惊天地泣鬼神”。这里仅从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各举一例。乐施会在一个苗寨以“社区发展基金”的形式搞扶贫，这个苗寨的社区发展基金委员会主任饱含热泪、充满感激地对我说，自从乐施会帮他们搞起了社区发展基金后，他们就解决了“缺粮半年”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比以前好多少”；而所谓社区发展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向村民发放小额贷款，作为他们的生产“垫本”，以购买种子、肥料；按照经济学家的话说，这样的村寨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那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了。当我们在一农户家里与村民座谈快结束时，主人忽然端上热腾腾的“白面馍”，热情地要我们尝尝，乐施会官员悄悄告诉我，这种许多城里人懒得看一眼的“白面馍”是主人特地为我们这些远方“贵客”准备的，他们自己是舍不得经常吃的。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为了使我们考察的项目点具有代表性，乐施会为我们选择的村寨是“中等经济水平”的，还不知道那些“较差”的村寨到底“差”到什么程度。看到这些，我不能不怀疑政府的扶贫效率了。“统计数据表明”，政府每年扶贫成绩都是“辉煌”的，就云南而言，近年来每年仅中央和省两级财政扶贫资金都超过10亿元，这还不包括来源于其他渠道的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定，2005—2010年，平均每年要解决和巩固130多万人的温饱；我在气急败坏的想，即使咱们不搞什么扶贫“工程”、“项目”或“造血”之类，就是把这些无偿的财政扶贫资金按人头分发下去，人均近1000元，解决温饱何在话下？即使按全省286万人绝对贫困人口平均分配，人均也有300—400元（我并不是主张真的这样做，实在是气急败坏的极端比方），也不至于让他们吃不上“白面馍”。看来，我们的扶贫体制、方式确实有问题了，如果有人觉得我这是危言耸听的话，那就请听2003年12月11日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上的“发火”， “那么多扶贫资金，如果确实都用在扶贫上，真正都用在没有解决贫困问题的群众身上，我们的贫困面也许不会这么大了，我们群众的温饱也许早就解决了”。我的判断应该说得到印证了。年年扶贫年年贫，为什么倒霉的总是农民？ 喀斯特地貌——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早就听说，云南把旅游当作支柱产业，一到昆明我就感觉到旅游产业的厉害了；到处是旅游广告，到处是导游，到处是游客。身处如此旅游圣地，我也有心体验一下，但工作日程安排太紧，只有一天的时间宽余，于是就选择了离昆明较近的石林过把瘾。所谓石林，其实就是造物主在喀斯特地貌方面的一个代表作。石林景区内人山人海，游客摩肩接踵，就连拍张照片都很困难。这使我一下感觉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这么多人有了千里迢迢看“石头”的爱好，按经济学家的说法，“消费层次提升”了。景区内姹紫嫣红，欢声笑语，与我去年在广西农村考察看到的喀斯特大不相同，原来喀斯特地貌也有“二重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喀斯特的自然属性决定着此处的喀斯特与彼处的喀斯特并无本质差别，喀斯特的社会属性决定着此处的喀斯特与彼处的喀斯特给人们带来的感受和“幸福”却是不一样的。那种只属于农民的喀斯特全无植被，水和土都成了“稀缺资源”，一株株可怜巴巴的玉米长在一块块面积不大于脸盆的“田地”里，依靠农民修建的“积雨池”供水以维持生命。我问当地的县委书记，面对如此“田地”，你们怎么统计播种面积？县委书记说，统计测量肯定是行不通的，只能根据播种的子粒数来推测播种面积；我们在钦佩基层干部的创造性的同时，不难想象那种喀斯特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是什么。县委书记无奈地对我说，在如此环境下，除非消灭人口，否则实在无法消除贫困。同是喀斯特，但它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却有天壤之别。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啊！ 附：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230039 【电话号码】0551—5138236（H） 13965130478(M) 【E-Mail】zdyuan@263.net 【作者简介】张德元（1963——），男，汉族，安徽舒城人，大学本科学历，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花叶无痕

好象有人说过：“政府的作用不是让国家变成天堂，而是阻止她变成地狱。”希望彩云之南不要变成地狱。

vanness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80%是这么的“惊天地泣鬼神”！为什么越扶越贫？为什么越扶，“等、靠、要”的思想越严重？一顶“国家级贫困省（市、县）”的帽子是多么值钱啊，以至于多少地方为了这顶帽子在竞争！以至于我们的教授说“这顶帽子可千万不能丢”！扶贫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暂时性的帮助，如果一个地区政府把它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话，那这地儿可真是没救了。

闲闲

听大哥讲在西部 比如谁要是开一辆好车去 有人看上了 只要你说要 就有人能给偷过来 而且价格极其便宜 还报案了也没有用 从上到下一个字 “黑”

yourjerry

楼上的MM说的是土匪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