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花叶无痕

　　1970年4月22日，美国各地约2000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和各种集会，旨在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这次活动促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这项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的首肯。以后，每年4月22日被确定为“世界地球日”。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地球日”活动起源于六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的美国人对工厂、企业等大大小小的法人污染者提出了控诉，指责、抨击政府的一系列导致环境污染的政策。1969年，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校园内举办有关环境问题的讲习会。时年25岁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很快就将尼尔森的提议变成一个在全美各地展开大规模社区性活动的构想，并得到了尼尔森和很多青年学生的热烈支持。为错开期末考试，尼尔森提议以次年的4月22日作为世界“地球日”在全美发动环保活动。 　　1970年4月22日的第一届“地球日”由海斯主持，声势浩大，被誉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美国国会当天被迫休会，纽约市长下令繁华的曼哈顿第五大道不得行驶车辆，任由数十万群众在那里集会。 　　1990年，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组织联合开展了“1990年地球日”活动，这是倡议发起后的第2次大规模的地球日活动。 巴黎儿童在地球日戴上口罩，手持保护地球的标语牌，以唤醒世人爱护地球 这些没有完整肢体的孩子并不是受到战争或地雷的伤害，而是由于环境污染所导致的先天性疾病 “地球日”发起者——丹尼斯·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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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展好全国“地球日”的宣传活动，国土管理部门每年都要确定宣传主题。历年全国“地球日”的宣传主题分别是： 1993年：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 1994年：一个地球，一个家庭 1995年：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加美的世界 1996年：我们的地球、居住地、家园 1997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1998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 1999年：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2000年：环境千年，行动起来吧 2001年：保护地球遗产和地址环境 2002年：善待地球 2003年：生命之水，未来之水 2004年：“善待地球——科学发展”。 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孩子和未来”。我国今年确定的主题是：善待地球——科学发展，构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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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的警钟 　　撰文/老腻 有很多节日就像一年一度响起的闹钟，会提醒你在某年某月某一天该做的事情，或者猛然想起某些人的存在，比如“三八”妇女节、清明、五四，再比如玫瑰花盛放的情人节。4月22日——地球日，当闹钟在那天清晨像警钟一样响起的时候，人们又该想到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可可西里藏羚羊绝望的眼神、在电锯凌厉的噪声里轰然倒地的参天大树、沙砾下面曾经生机勃勃的青草、被各种工业废气肆意侵犯的清新空气……人类并不是地球惟一的孩子，更不应成为被娇惯坏的破坏力十足的蛊惑仔。至少在4月22日——地球日这天，人类应该自省。 　　空气、水、动物、植物，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地球家族中的兄弟姐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果人类在地球上建立自己的霸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所欲为的冷血动物的话，那么再仁慈的母亲也不会容许逆子的胡作非为。而当这种行为像癌细胞一样威胁到母亲的身体健康时，也许就到了人类生存历史戛然而止的时候了。 　　从绿色和平组织到《京都议定书》，从2008绿色奥运到“环保风暴”，从与电力公司大动干戈的环保高官潘岳，到只手创立中国“地球村”的环保女杰廖晓义。几十年间，从世界到中国，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组织和个人，保护环境就是拯救人类自己。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但是，这样的越来越多却不是压倒性的，在短期经济利益面前，环保斗士们成年累月奔走呼号的形象，看上去甚至还有点像与大风车酣斗的唐吉诃德。对于某些人来说，环保和绿色GDP就像花园里的一盆万年青，摆在那里就是为做样子的。 　　对于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来说，利润和经济效益才是至高无上的，而环保则永远是以后的事；对于一些老百姓来说，环保从来就是环保人士的事情，是无关柴米油盐的风雅事……于是“环保”就像母亲节的康乃馨一样绽放在4月22日的春光明媚里，然后在4月22日之外的漫漫岁月中悄然枯萎。 　　所以我们希望在地球日这天响起的警钟，能像叫早的闹钟一样每天在更多人的床头响起，希望这种“环保”的叫声能唤醒更多的人。因为人们要的，不仅仅是2008年一个明朗干净的北京，而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一个充满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和谐社会。 　　梁从诫白发长者的环保路 　　本刊记者/旺达　他出身名门，却不愿总被人拿长辈说事儿；他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长；他曾将滇金丝猴照片作为礼物送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制止英国的藏羚绒非法贸易……梁从诫，一位白发长者的环保之路，带给他快乐，也带给他人希望！ 　　年前的6月5日是第21个世界环境日。那天，一群深怀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北京郊外的一座古塔下，针对中国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展开了一次大讨论。 　　这些与会者包括教师、作家、艺术家、编辑、大学生、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一个民间绿色环保组织于第二年春天诞生了，并依照“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宗旨给它命名为“自然之友”，而梁从诫先生便是“自然之友”的发起人之一。 　　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护 　　身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从祖辈和父辈那里继承了极高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在73岁高龄时，仍在为中国的环保事业而不懈地奔走呼吁，使得环保从绿色高调变为身体力行。 　　回忆起当年的玲珑园聚会，梁先生说：“也许在未来的某天，人们会发现公园的聚会和‘自然之友’的成立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两件事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普通公民对环境保护终于有了自觉参与的意识，并开始有了行动。” 　　今年，“自然之友”迎来了它的第11个生日，在“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号召下，一大批具有环保观念的社会人士和大学生加入到了环保的行列，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梁从诫先生认为：“‘自然之友’目前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不会有能力使中国环保状况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但‘自然之友’确信：她的每一个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一些人心里留下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共鸣。” 　　“‘自然之友’将不懈努力，使爱护环境、善待自然的观念成为现代公民的意识，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因为她相信，没有亿万人在环境问题上的觉醒，就不会有中国环境面貌的真正改变，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现代化。” 　　自然之友 　　梁从诫先生关注环境问题缘于一个偶然。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之时，各地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人们从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都是乡镇企业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息。 　　那时的梁从诫创办了一本叫做《百科知识》的杂志，他每天要接到大量的社会来稿。有一天，他从雪片般的来稿中发现了一篇特别的稿件，作者的视角很特别，透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环境问题的忧虑。就是这篇来稿，第一次引发了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从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到“自然之友”成立的十几年间，梁从诫经常思考自己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国家的环保事业当中去。官方的环保部门通常是从经济方面对污染单位和个人予以惩戒，而宣传这样的“小事”是不是需要有人来做呢？ 　　让梁从诫感到欣慰的是，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意识到了环保问题。“自然之友”成立之前，很多人无数次地在一起畅想人人都参与环保的美好前景。 　　1994年“自然之友”在北京八中会场上宣布成立的那天，与会的一位社会学者兴奋地说到：“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梁先生听后，微笑着纠正道：“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要从行动上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协助政府做好环保工作。” 　　正如梁从诫说的那样，十几年来，“自然之友”向国家环保部门递交了数不清的环保提案和建议书，也使得很多问题得到了及时妥善的解决。 　　珍爱小动物 　　所有认识梁从诫的人都知道他喜爱动物，甚至连动物本身似乎也读懂了梁从诫对它们的感情。“自然之友”的张继莲主任是梁从诫的老朋友，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让她为梁先生“捏了一把汗”的往事。 　　1999年，张主任陪着梁先生到青海去考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当地的藏族朋友领着他们从一个帐篷边上走过，帐篷门口拴着一只凶猛的藏獒。藏族朋友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到藏獒跟前去，并解释说这种狗对主人无比忠诚且从来不叫，一旦发现陌生人走近，一口咬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说的时候，梁先生一直笑呵呵地听着。过了一会，张继莲发现梁从诫不见了，从帐篷后面绕过来，发现他正坐在藏獒旁边，抚摸着它的脑袋跟它聊天。 　　“梁先生是一个长者，给人的感觉很严肃，每当他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个孩子。”张主任边说边忍不住笑了起来。 　　除了发生在工作当中的这些小插曲，梁从诫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趣事，他曾经给一只小猫当过“奶妈”。 　　早年梁先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把当地农民打算扔掉的一只连眼睛还没有张开的小猫带回了家。每天下地干活时，有小孩的妇女都利用休息时间回家去给孩子喂奶，而梁从诫也跟着回去喂他的小猫。 　　梁从诫制作了一个很特别的小“奶瓶”，把奶粉装在滴眼药水的小瓶子里，每次给小猫喂上几滴，就匆匆赶回地里干活。居然就这样把小猫养大了，梁先生说那是他第一次养小动物，后来那只猫替他抓了很多老鼠…… 　　自备筷子去吃饭 　　在“自然之友”协会附近的几家餐馆是协会工作人员经常就餐的地方。从1999年开始，他们发现“这些人”总是带着自己的筷子来吃饭，几年下来从没改变过。“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这一点上，梁先生坚持得最好。 　　事情的起因缘于1999年一次“自然之友”的讨论会，有人提起了树木的乱砍乱伐现象，话题也就转到了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次性筷子的使用上。梁先生说，连我们(自然之友协会成员)自己都在使用一次性筷子，你怎么去影响周围的人！ 　　于是，从那次以后，“自然之友”的人再出去吃饭都不约而同地带着自己的筷子。到了今天，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为带筷子而配套使用的“筷子袋”。起初，餐馆的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嫌饭馆的筷子不干净，还向梁从诫做过解释：“我们的餐具也都是消过毒的，很干净。” 　　直到后来才明白，这些人带筷子是从节约资源的角度出发，为了环保。在“自然之友”的影响下，周围几家比较大的餐馆也已经用可以循环使用的筷子代替了一次性筷子。 　　最快乐的十年 　　随着“自然之友”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梁从诫所肩负的重任已经远远超出了环保的范畴：农民工领不到工资的事情让他感到愤慨，从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他说：“凭什么？凭什么不给人家工钱！”虽然觉得不公，但这些问题却又让他束手无策；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也让他苦恼…… 　　尽管如此，梁从诫仍然觉得1994年到2004年是自己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10年。他与“自然之友”一起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真正做了一点事情，这是他自身价值的体现。梁从诫把他的快乐传递给周围的朋友，也把他内心的善良和环保意识传递给了每一个走近他的人。 　　1998年7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邀请他出席在桂林举行的总统与中国民间人士干预环境问题的圆桌讨论会。梁从诫把一张中国金丝猴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当总统问到金丝猴还有多少只的时候，梁先生说大约不足1200只，并且补充说，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的惟一红唇动物，克林顿望着照片说，“哦，那是我的表亲。” 　　梁从诫的环保之路(部分) 　　2001年9月12日，梁从诫代表“自然之友”出席由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举办的“两岸环境教育研讨会”并作发言。 　　2000年8月24日，梁从诫应聘为北京“奥申委”环境顾问；8月31日 梁从诫荣获在亚洲地区有极高声誉的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奖金5万美元全部捐给了“自然之友”。 　　1999年7月3日 梁从诫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与香港“地球之友”共同颁发的1999年获得“地球奖”；12月16日 梁从诫获国家林业局颁发的本领域最高奖项——“大熊猫奖”。 　　1998年7月2日，梁从诫给来访的克林顿赠送金丝猴照片；10月5日，当面向英国首相布莱尔，提交公开信，吁请他更有效地制止英国国内藏羚绒的非法贸易。 　　1996年3月上旬 梁从诫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大会发言。 　　1995年3月，梁从诫作为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应邀到印度阿姆达巴德市参加印度“环境教育中心”研讨会；10月6-8日，应邀到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年会”。 　　1994年3月31日 经文化部办公厅同意，民政部社团司注册，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获准成立，简称“自然之友”。 　　1993年6月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民间绿色讨论会“玲珑园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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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人廖晓义的绿色理想 　　本刊记者/程海涛　能源紧缺的中国，节能的潜力也是最大的。曾倡导可持续消费模式、发送“环保节能宣传卡”的“地球村”再度引起了世人关注，而“地球村”的创始人廖晓义的那颗拳拳之心，令曾经漠视环保的人学会了思考。 　　廖晓义的头顶上有许多耀眼的光环：地球的女儿、民间环保女杰、环保女骑士、绿色皇后等等，而她最喜欢“地球的女儿”这一称谓。 　　记者在阅读了她所发起的绿色天使、绿色环保、绿色社区、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活动的内容并和她接触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有绿色理想的哲人。 　　4月14日下午两点整，急匆匆走进办公室的廖晓义一边接着电话，一边冲记者点着头，在她的手里拿着一袋未开封的早餐奶，嘴里还嚼着半块饼干。 　　“草根”主义者的梦想 　　“现在的圆明园是什么？少数人的钱、北京人的肾和全国人的根，是这三者间的利益博弈。我质问他们，谁给你们权力，把树砍了？谁给了你们权力，不经过环评就为那个项目覆膜……” 　　记者还未提问，廖晓义已自顾自地讲起了上午在国家环保总局参加圆明园论证会时的发言。在她看来，这是个值得让媒体和大众“知道”的新闻话题。 　　上世纪80年代末，廖晓义从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那时，廖晓义的一位好友在他的生态论文中写道：地球正在被人类自己的发明创造毁灭，人类不会再有下一个千年。 　　廖晓义看完后，觉得这位朋友太悲观了，人类有那么强的生存力量，完全有能力解决面临的问题，包括生态问题，何必杞人忧天？ 　　为了说服这位朋友，廖晓义开始查找相关资料，并从朋友那里借到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江河碧水万古流》。从这本书里，廖晓义第一次知道人类居住的这颗星球，正面临着比政治、经济问题更大的挑战，那就是环境问题。从水到森林再到大气，污染处处俱在…… 　　就这样，廖晓义非但没能找到说服朋友的有力证据，反而因朋友的一句话、一本书，被“招安”了。 　　“面临这个问题，总得有点行动吧。其实很简单，一旦你明白之后，就想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就像孝敬自己的妈妈一样。” 　　虽然廖晓义一再强调，自己只是想尽一点微薄之力，为伤痕累累的地球母亲做点事。但谁都明白，如果仅凭着一点点原始冲动，任何人都不会十几年如一日，在这种既受累又不讨好，每月拿着微薄薪水的岗位上，终年为环保四处奔走疾呼。 　　廖晓义不承认环保是一种文化，相反很“草根”。用她的话说，“草根就是多的意思，草根还有和泥土最接近的意思，泥土就是大众，草根就是直接和泥土接触。作为自然之子，对自然如果有感情，有一份善良和感恩，你就会对自然灾难感到不安，就会做点什么。”她所追寻的目的，听起来更像是现代唐吉诃德的梦。 　　环保人生 　　哲人廖晓义，是“敬畏自然”的忠实信仰者，她一直努力将东西方文化融合，把这种信仰转变分解成日常可以接受的符号；环保主义者廖晓义，在思想发生巨大转型后，坚信象牙塔里生不出哲学，只有渗入自然才能深刻地理解哲学。 　　这两个廖晓义其实并不矛盾，“我不是放弃了哲学，而是换一种角度和理念去诠释，我感到自己正在正儿八经地做哲学——东方生态学。” 　　廖哓义，形容自己是个“东拉西扯、上蹿下跳、拳打脚踢、穷凶极恶”的女人。上联系政府，下深入社区，推动中国环保进程，提高国人环保意识。富有激情，当然也难免激烈。她笑称自己身上有两根筋，一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一为自然主义，谁如果碰到这两根筋，知天命之年的她仍会“愤青”一把。 　　上世纪90年代，在人们争抢着申请签证出国的时候，廖晓义选择了回国。她签字的表格叫做《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理由一栏写的是：留在中国搞环保。 　　这很符合廖晓义的性格。年轻时，她完成本科学业后发奋努力，终于考取中山大学的哲学研究生，初衷就是不想让人们看轻“工农兵大学生”。 　　同样，她也不想被别人议论：这个人在美国闲来无事才回中国搞环保。她要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环保里去，用行动表示，这个中国女人是认真的。 　　其实她可以不回国，就像人们知道的那样，留在美国，过物质及各方面设施丰厚富足的生活。别人无法理解廖晓义的选择，就像廖晓义无法理解别人眼中的环保事业一样。 　　“我的一生都在为环保事业而活着，没有了环保，真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除了环保之外，我没有什么别的梦想，因为环境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对我来说，生命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对有的人来说，环保是他们的事业，但对于我而言，环保是我生命的意义、快乐和寄托，它是我终生的梦想。” 　　地球的女儿 　　起初，廖晓义选择以拍电视纪录片的形式来唤醒国人的环保意识，几年内共拍了几十部。但前期的几部片子都经历过“难产”阵痛期，常常是电视脚本出来了，却苦于经费无着落，不得不搁浅。为此，她又远走美国，给读数学博士的丈夫做陪读，指望在国外打工挣钱，等攒足钱后“东山再起”。 　　三个月后，朋友给廖晓义寄来一封信，说：如果你再不回来，摄制组就可能散伙了。廖晓义坐不住了，回国后，廖晓义向朋友借了5万元，这对拍摄大型电视片而言是杯水车薪。晚上她栖身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陋室里，给别人当保姆，经常以吃煎饼度日。 　　第一部时长为60分钟的处女作《绿色谈访录》，终于在花了廖晓义整整一年零两个月后“杀青”了，然而等到的结果却是片子无法播出。 　　廖晓义只好再次出走美国。到美国后，廖晓义发现有一个NGO民间环保组织，这个组织几乎荟萃了全美的民间环保精英，以女性居多，负责监督环保执法，影响力足以撼动美国国会。 　　廖晓义深受启迪，并萌发了新的想法—采访国际杰出的环保女性并制作成片子，拿到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上播放，让中国有影响力的女性率先投身环保。为此，她倾尽打工积蓄两万美元，高薪聘请专业摄像师分赴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地采访40多位国际环保女杰。 　　1995年5月，廖晓义离开丈夫，带着女儿和电视专题片《地球的女儿》回国。而这部片子成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民间组织论坛的中国骄傲。 　　同时，这部耗尽她两万美元“家底”制作的片子，也拉开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环保时刻》的序幕。从1996年始，每周五的18：50，廖晓义的声音就通过电波，传递到千家万户：“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 　　10年过去了，当廖晓义再次总结今天中国的环保状况时，她颇为官腔儿地用了18个字来概括：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 　　泪水换来的坚韧 　　特立独行的思考者张志扬曾说：“人生，就是从整体性中挣脱出来走向个体性的历程”。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廖晓义在推进中国环保进程这条路上踽踽独行……如果鲜花和掌声可以算作对一个人的荣誉和认可，那么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廖晓义看不到鲜花，伴随她的只有泪水。 　　1995年，从美国回来的廖晓义着手在北京注册“地球村”，那会儿没人理解这个“疯女人”，都说她：“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就是访问学者吗，在国外也是端盘子的。” 　　后来地球村总算成立了，因为是非盈利性组织，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一些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除此之外，只有一些企业的零星捐助。 　　“捉襟见肘”——她这样形容“地球村”当时的运行状况。因为没有钱，“地球村”运行不下去了。此时，恰巧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组请她去录节目，主持人问她为什么放弃哲学，投身既无名可享，又无利可图的环保事业时，她当众号啕大哭。 　　为此，有人说廖晓义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哗众取宠，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廖晓义的回答却很平静：“我就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因为人的嘴巴是要跟着眼睛走的，甚至于人的心都是跟着眼睛走的。” 　　在她看来，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有这么多的媒体，当然要吸引眼球。她就是要人们听到环保人士的心声，通过“廖晓义”这三个字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环保。 　　现在的廖晓义，在某种程度上“成熟”了很多，起码不会在公众场合放声大哭。已是有些年纪的人了，每天却为环保不停地奔波操劳，遭遇无数的白眼和冷嘲热讽，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对此，她笑称自己有一套“健身之宝”——把所有的困难和阻碍都看作是意料之中的；把所有的顺利，当作是意外收获。为此，廖晓义说自己的心态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坚守理想不役于物 　　廖晓义说她不知道什么是“新新人类”，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这位中国“地球村酋长”、世界环保最高奖——苏菲奖的获得者，一贯以风趣幽默见长。在解释NGO组织时，她这样道：NGO就是非政府组织。 　　廖哓义认为，“不是政府的组织”并不意味着就跑到了政府的对立面。“非政府”，只是保持一种独立的声音，它独立的意义一方面是可以帮助政府，另一方面，对政府也起着督促作用。 　　“在国外，如果你说你是NGO ，可能办事还方便些。因为人们知道你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公正。但是，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常常被误解成无政府、或者反政府组织。”廖晓义在人们对待民间NGO组织的态度上显得很无奈。 　　虽然廖哓义竭力倡导推行的垃圾分类系统，最终还是没能建立起来，但人们对垃圾分类已经有了思想意识，从这个角度讲，还是成功的。 　　分类垃圾只需动手，不必掏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当记者再次拿“无疾而终”的垃圾分类“说事儿”时，她对记者道：“很难说垃圾分类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能说是一个从失败渐渐走向成功的过程。” 　　“垃圾分类到今年已经做了整整10年，10年间，‘地球村’付出了很多。仅在2003年，我们在社区里就泡了90多天，从拣垃圾开始。为此我们还租了一块地，用处理过的垃圾肥浇菜地，再把种出来的菜送回到社区，就是想让人们了解垃圾循环利用的道理。垃圾分类做到现在，不是因为人们的意识不够，而是整个系统建立起来很复杂，需要政府的力量，而有些事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看得出，这位不肯轻言放弃的倔强女人，对垃圾分类没有死心。记得最初搞垃圾分类时，当时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她说，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30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一直坚持做下去，是不会放弃的，要直到垃圾分类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一天。”在廖晓义的大力倡导下，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率已达到了20%。她不相信，在中国这样有垃圾分类传统的国家，还赶不上美国。 　　在推进环保的道路上，廖晓义四处奔走呼喊，尽管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但她更相信理念的力量，相信真理。她只是纯粹地生活着，实践着，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始终完善而丰盈地存在。在她看来，只要有人不断地去说、去做，人们的环保意识就会被唤醒。 　　廖哓义的环保理念 　　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是环保的“理论自洽”。 　　绿色生活方式并不是要牺牲人类的发展,而是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资源的耗竭和对环境的污染。 　　这不会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恰恰相反，它保证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体现着我们的文明素养。 　　而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茂密的植被，更是高品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和为贵”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相互共存的思想，体现了人们相互间的亲情。 　　在选择绿色生活，倡导绿色社区的过程中，女性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因为女性是家庭消费和家庭管理的主体，影响着丈夫和孩子，进而影响着整个社区和社会。 　　让环保由一时一事的行动变成每日每时的行为，让环保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关于地球村 　　地球村，全称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致力于大众环保宣传教育的民间机构。其目标是：通过推动社区环保和生活环保，使环境保护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行为和时尚。 　　地球村的主要工作有：在央视七套独立制作《环保时刻》节目；撰写多种环保读物和宣传品；在北京市延庆县西二道河乡建立环境教育培训基地。 　　让公民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接受环境教育；可持续消费模式，如垃圾分类、大众交通等。 　　廖哓义的环保之路(部分) 　　2004年11月15日，地球村通过北京奥组委向80多家奥运会服务饭店赠送了四万份“环保节能宣传卡”。 　　2004年9月26日，北京地球村等6家民间环保组织在京召开总结会，宣布“26度空调节能行动”告一段落，即主要公众场合空调不低于26度。 　　1998年，廖晓义填了一张《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在理由一栏里写下：留在中国搞环保。 　　1997年，获北京市科协颁发的科普先进个人奖。 　　1996年3月正式创办“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 　　1995年5月，带着电视专题片《地球的女儿》，回国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 　　1993年-1995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做自费访问学者。 　　1990年开始从事民间环境教育活动，独立摄制环保电视系列片。 　　1986年-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做助理研究员。

花叶无痕

　　田桂荣誓将环保进行到底 　　本刊记者/龙曦　从普通的农村妇女到执著的“民间环保大使”，田桂荣曾以70余吨废旧电池的回收经历，诠释了一种执著，一个奇迹。那么面对各种压力与困境，这个只上过8年学的农村妇女，是以怎样的精神，一步一步将环保进行到底的呢？ 　　五个8年构成了田桂荣的大半生，最近的8年成就了她的人生价值：从种地的农妇到“电池大王”再到“公益楷模”。为环保事业，她游走在民间，这给她带来了荣誉，也令她陷入困境。钱财散尽、面对一贫如洗，她将如何走下去？ 　　民间环保“花木兰” 　　田桂荣那双有点疲惫的眼睛，漫不经心地扫过美国格雷特曼奖证书时，流露出了笑意。 　　几十年前，她读过8年书，做过许多梦，梦想当女兵或列车员。然而，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她却种了8年地，当了8年供销员。在生命最近的8年里，她收了8年被人称为“垃圾”、“破烂”的废旧电池。 　　收“破烂”为她赢得了荣誉，也“消耗”了她的财产和健康。在她杂乱的小店铺里，丝毫看不出“荣誉”带来的喜气。 　　就这样，农村妇女田桂荣，从曾经的青春靓丽，走到了老年，今年53岁的她还没有“退休”的意思。 　　4月8日，记者在河南新乡见到这位“民间环保大使”时，她仍大步流星、意气风发。前一天，她刚参加完“华北公益楷模”颁奖大会，就从上海匆匆赶回。 　　“还有比我做得更好的楷模！”提起在上海领奖时的感触，田桂荣说，她又有了学习奋斗的目标。 　　此前她还获得过福特国际环保奖、“《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奖”以及美国格雷特曼奖。如今，记录了她环保奋斗历程的美国格雷特曼奖证书上已堆起了灰，摆放在杂乱的一角。 　　不是田桂荣不珍视荣誉，而是与荣誉相伴的很多回忆令她心酸。何况，荣誉之后，她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我不做孟姜女，我要做花木兰。”尽管田桂荣追述往事时，一度失声落泪。 　　我有一个梦想 　　1998年是田桂荣人生的一个转折。那是她在河南省新乡市卖电池的第8个年头，已是当地有名的“电池大王”。 　　这年，因假货冲击市场，田桂荣配合打假，结果惨遭报复，被骗走1万元的货，此后又相继被客户、朋友骗走3万元。这个在做供销员时能连喝15杯白酒的倔强女人，被几个骗子折腾得心力交瘁。儿子担心她的身体，在平生第一次请老妈吃了碗河南烩面后，将她送上了去北京散心的火车。 　　7月23日，田桂荣至今记得那是1998年北京最热的一天。她躲在钓鱼台附近的一个小宾馆里吹空调，无意中看到报刊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叫《电池虽小污染大》，说的是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一节纽扣电池能污染6万升水。 　　简单的推算震撼了田桂荣：我一年要卖上百万节电池，如果埋到地里，那么将污染10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篇小文章像有魔法般地从此打开了田桂荣人生的另一页。 　　于是，卖电池的田桂荣产生了回收废旧电池的念头，而此后的大连之行让她更坚定了这种想法：“大连是那么美，如果我的家乡也这样美就好了。”田桂荣想。 　　田桂荣的家乡新乡市合河乡范岭村也曾是个美丽的村庄：那时的空气特别清新，几十里外的太行山都看得清清楚楚；冬季有成千上万的大雁在坡地里栖息；和丈夫范子有谈恋爱的日子里，两人在河堤上慢慢行走，身边有烂漫的桃花……这一切让田桂荣如此难忘。可是，后来环境污染、空气污浊、河水变黑、转眼美丽成为记忆。 　　出门不到一个星期，田桂荣匆匆赶了回去，着手调查以前的废旧电池的去向。结果让她吃惊——在新乡，这个电池主要生产基地，一些生产厂家不是把废电池扔到井里河里，就是拉到黄河岸边埋了。 　　此后，田桂荣去拜访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的杨教授。杨教授向她证实了电池污染环境的说法，并对她说，“回收废旧电池，对推动电池无害处理，保护地球环境有推动作用。” 　　心中有底的田桂荣迅速行动，她做了3000多面绿色小旗和回收箱，写上“为了拯救地球，回收废旧电池”，在全市四处发放。 　　同时，一个梦想在田桂荣的心里铺展开来。4月8日，在新乡市环保协会的办公室里，田桂荣用一口带有浓郁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对记者重复着这个梦：“有人说，你连焦点访谈都上了，还图什么？” 　　我说：“你不知道我的目标，你看我穿的这身‘蓝天白云’，我的目标就是天更蓝、云更白，这代实现不了还有下一代。”田桂荣指着她蓝底白花的衣服说，从她开始回收废旧电池起，这样的“蓝天白云”她已经穿了6件了。 　　65吨难题 　　田桂荣开始回收废旧电池的头三个月，回收箱一直空空如也。 　　1999年春节，田桂荣想出宣传新招——哪里有人就往哪扔电池，同时发放回收宣传单。冰天雪地里，孤军奋战的田桂荣骑自行车迷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干。 　　终于有了回应。这年春节，一个老头给田桂荣送来了第一批回收成果——9节废电池。不久后，河南师范大学的一位毕业生找到田桂荣，第一句话就是“你没有宣传，我就是你的宣传员。”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随着废电池越收越多，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田桂荣出名了。伴随出名而来的是，四面八方的电池都朝她这里汇集。2001年，田桂荣收的废旧电池已达20余吨，堆满了她的店铺和住房。这时，田桂荣开始感到压力和苦闷了。 　　“没想到收废电池能掀起这么大的浪，更没想到处理这么难。”家里人的反对此时达到了高潮，儿子的新房被电池占着结不了婚，外孙女也不认姥姥。满腹委屈的田桂荣，把家里的阳台当成了“哭台”，丈夫老范却丢给她一句：“哭什么，都是你自找的。” 　　以前支持她的环保局此时“倒戈相向”，质问她：“你把全中国的电池都拉到我们新乡怎么办？”电池厂也不让她寄放废旧电池了，要她拉走。 　　那时，“不提倡集中废旧电池”的说法更让田桂荣感到压力和彷徨。进退两难的田桂荣憋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太行山上放声痛哭。 　　2001年，骑虎难下的田桂荣去北京“取经”，某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田桂荣的呼告：《谁能帮我处理20吨废旧电池》。田桂荣没想到，“真经”没取到，媒体的关注再次引发更多的电池涌向她这里。 　　其实，当初回收废旧电池，田桂荣还有借助公益事业推动生意的想法。而此时，田桂荣已全身心投入到了环保事业，根本顾不得做生意了，店铺亏损得一塌糊涂。 　　丈夫老范再也无法忍受，提出回老家种地。“实在不行，离婚了也要搞环保。”田桂荣的倔劲九头驴也拉不回。她还生气地打了个比喻：“以后人们盖个庙，我是个慈善菩萨，你不支持我搞环保，人们都像打秦桧一样打你的头。” 　　虽然不怕被“打头”，不过刀子嘴豆腐心的老范说：“老都老了，就这样凑合过吧。” 　　从2000年到2002年，每年春节全家都要一起过年，老范先把电池从房里背到院里，一家人挤一张床过完年，老范再背回去。 　　2002年12月，田桂荣的废旧电池终于有了新家——河南省环保局在新郑市建的临时仓库。此时，除了以100多元钱卖给某单位10多吨搞科研外，田桂荣收集的废旧电池已达65吨。老范光装袋就装了一星期，15米的卡车拉了整整两卡车。 　　“如果这些电池得不到妥善处理，我就是死了也瞪着眼伸着腿。”田桂荣咧开嘴做出一个痛苦的表情。 　　“双枪老太婆” 　　2001年，正值田桂荣被几十吨废旧电池压得直不起腰的当头，她获得了一份荣誉：福特国际环保奖三等奖。 　　田桂荣希望得二等奖或一等奖，那样就能获得比两万元更多的奖金来回收废电池。某报记者曾和她开玩笑，别人都是有环保组织的，你没组织，所以只得三等奖。听罢，田桂荣心中一动，如果成立环保协会，就不再是自己孤军奋战了，会有更多的人来和她一起关注环境、宣传环保，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于是，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田桂荣又“自找麻烦”地开始筹建环保协会。一个农妇想成立环保组织，没这样的先例。田桂荣跑环保局、跑民政局，前后跑了200多天，光环保局就跑了不下80趟。 　　有人讽刺她，废旧电池都没法处理，还想成立环保协会？努力的结果只换来一堆“难吃难咽的话”。这时，有人建议，建不了协会就建网站。 　　2001年底，田桂荣投入3000元，请人建起了“田桂荣环保网”，并开始学习打字和网站管理。至今，该网站已在田桂荣的指导下改版了5次。2002年2月，筹建环保协会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协会成立的时候，田桂荣在台上讲话，老范在台下流泪。他说，老田跑得太辛苦了。 　　协会的一些成员都是专业人士，说起这点，田桂荣特别得意，“人家都说田大姐是外行领导内行，每次开会的时候身边坐的是‘八大金刚’。” 　　有了协会和网站，大家称田桂荣为“双枪老太婆”。此后，“双枪老太婆”还先后帮一些学校、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目前新乡市几乎每个县都有该环保协会的分会，全国会员已达1万多。 　　协会和网站每年的运转费用支出，最少需要3万。为了协会的活动，田桂荣也去企业拉过赞助，但收效甚微。所以，目前大部分活动经费还得田桂荣自己掏腰包。 　　环保之路越走越宽 　　有一年，田桂荣回到农村，当地老百姓对她说：“你在新乡市里回收废电池保护环境，你该来农村看看，农药有多少，污染有多少，河都成什么样子了，得癌症的一年比一年多。” 　　田桂荣震惊了，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回收废旧电池的问题。田桂荣通过学习，渐渐了解了更多的环保知识，如绿色消费、保护湿地等，她的环保之路也越走越宽。 　　从2000年起，田桂荣每年暑假都组织学生考察河流。第一次考察黑水卫河，大家徒步走了三四天，脚都磨起了泡。因为闻多了排污口的废气，田桂荣中毒晕倒在路上。 　　2002年获得全国第二届“保护母亲河奖”后，田桂荣觉得自己不能白拿这个奖。2004年7月，她带领志愿者，行程1300多公里考察黄河。今年，田桂荣打算从潼关一直走到黄河源头。 　　虽然作为市政协委员的田桂荣“说话有点分量了”，把环保事业折腾得有模有样了，但没有实权的她，却深感环保推行的艰难。 　　“化工厂排放有毒气体污染我的家乡范岭村，村民几次向上面反映都没人理。我准备竞选范岭村的村长，这样我就有权力来保护这个村子，而不仅仅是呼吁了。” 　　田桂荣说，“我想替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不希望老百姓因为污染而把钱交到医院里。”为了宣传环保意识，田桂荣还迷上了演讲。至今，这个不会说普通话的农村妇女，已做了不下六七百次的演讲，她的听众大都是高校学生、大企业员工。 　　环保野战部队 　　2003年2月，田桂荣去北京领“《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奖”，列车员要田桂荣补卧铺票，没钱补票的田桂荣特别难受。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为了环保愿意卖奖杯、卖肾。 　　此话经媒体报道后，田桂荣遭到领导批评。回想当日的这句话，田桂荣说：“我只是想向我崇拜的英雄黄继光、董存瑞一样，表个舍命也要保护环境的决心。” 　　成为一名环保公众名人后，田桂荣却又“舍命”干起了“卧底取证”的险活儿。为了取得一些厂家的排污证据，田桂荣全家老小都当上了“地下工作者”。尤其是老范，常骑着自行车去转转，装一瓶污水回来，由田桂荣拿去向环保局举报。 　　因为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告密”工作，田桂荣没少接到威胁电话，但她没有妥协。然而，有一次的遭遇却让她很伤心。 　　那次拿到证据后，她带着环保局去厂家，结果事先得到风声的厂家提前做了准备，让他们扑了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以为田桂荣戏弄他们，在半途中将她赶下了车。田桂荣饿着肚子徒步回到家，辛苦半天的夫妻俩泪眼相对。 　　“有些都是每年出口创外汇几十万的企业，全县都指着他们发工资，能让人家关门吗？我妈她太执著了。”儿子范海涛摇头叹息。 　　曾因母亲那60多吨的废旧电池，这个年轻人的婚姻被整整推迟了四年。虽然曾经怨气冲天，现在对母亲的一些行为还是“不理解”，但他仍然帮母亲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别看她在外面挺坚强的，其实有时候也很脆弱，我们能看着她不管吗？” 　　在外面“多管闲事”的时候，常有人问田桂荣，你是环保局的吗？这个50多岁的农村妇女不乏幽默地说：“我是修理地球的，是搞环保的野战部队。” 　　20万和150元 　　4月8日，在田桂荣那套花150元租来的房子里，头发花白的老范在给小孙女喂饭，几乎没什么菜。这个破旧的两室一厅里住着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墙壁斑驳、桌椅发黑，惟一的电器是一台弟弟送的旧彩电。这个环保名人的家，可用一贫如洗来形容。 　　田桂荣说，从开始回收废旧电池，她已投入近20万元。这笔钱足够她在新乡市买一套好房子。 　　“说心里话有没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记者问田桂荣。 　　“骑虎难下？那就不下了吧。”田桂荣说。 　　“如果有一天，你的环保路走不下去了，你会怎么办？” 　　“不会。”田桂荣以一种笃定的语气回答。停了停，她自语道：“以前是找不到自己的舞台，现在找到了舞台，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就像人生找到航标一样，拼也要拼到底。就像一个竞走运动员，哪怕没人鼓掌，我也要一直走下去。” 　　田桂荣的环保之路(部分) 　　2005年3月，当选“首届中国十大年度环保人物”。 　　2004年7月，组织“保护黄河，爱心传递”活动。 　　2003年，获得“《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奖”。 　　2002年，获得全国第二届“保护母亲河奖”；2002年2月 成立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2001年 获得福特国际环保奖和美国格雷特曼奖；2001年底 成立田桂荣环保网；2001年7月 组织绿色申奥万人签名活动。 　　2000年 组织学生暑假考察黑水卫河。 　　1998年 开始回收废旧电池。

花叶无痕

　　王挺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可可西里 　　本栏记者/程海涛　回忆自1989年以来自己做了些什么，王挺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徒步穿越山陕大峡谷、另一件便是作为志愿者5次进入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的环保志愿者王挺，住在青岛市江西路一幢老式临街的没有电梯的楼房的顶层。 　　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上班，站在青岛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的讲台上，给学生讲述艺术概论、摄影、中外服装史等课程。 　　因他长髯飘飘，酷似画家张大千，学生们都喊他“大千老师”，同事和朋友则直呼他“大胡子”。 　　业余时间，王挺多是挂在网上或倾听音乐，在不足10平米的昏暗的书房里，堆积着3000多张音乐CD。 　　他对音乐的虔诚，完全是兴趣使然。身为大学副教授、知名摄影家的王挺完全是性情中人，他常旁若无人、口若悬河，一时兴起还会哈哈大笑，嬉笑怒骂不加掩饰。 　　每周王挺都要参加户外俱乐部的活动—爬崂山。“已年过半百了，可一旦登山攀岩、徒步穿越，绝不逊色于小伙子，身体棒得很。”在妻子眼里，50岁的王挺有时像个大孩子。 　　王挺的身上，有着浓烈的“游侠”味道。在与他近一天的谈话采访中，说的最多的，除了可可西里，还是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的有缘人 　　1989年6月4日，王挺只身一人，从青岛到西宁再经过青藏线进入西藏，后经川藏线等线路，从上海坐船回青岛，全程132天。 　　“有多少人这样走过？火车、汽车、自行车、拖拉机还有徒步，独自跨越13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5万公里……”对于这段经历，王挺总是很自豪地讲给每一位聆听者。 　　王挺最早知道可可西里也是在1989年。那年他看了一部纪录片——《西藏的诱惑》。当时印象是，可可西里太偏远、太荒凉。之后，王挺听说了索南达杰的事迹，这让他很感动，可可西里是一个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地方，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 　　2001年，一部讲述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巡山经历的电视短片，再度让王挺感知了可可西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向往，此后王挺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可可西里。 　　2002年，可可西里管理局在青岛做环保宣传并首次招募志愿者。妻子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她知道王挺一直在关注可可西里，因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看完后，就把报纸藏了起来。“后来她担心我知道后会责怪她，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我。”王挺笑着说。 　　紧接着管理局的人到青岛各大学开展宣传活动，欣喜若狂的王挺急忙赶到现场，找到管理局局长才嘎表述自己当志愿者的强烈愿望，并热情讲述了他在青藏高原的经历，才嘎局长听了很感动。可一听说王挺已经47岁了，才嘎局长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说什么也不肯要他。王挺当志愿者的理想似乎就要破灭了。 　　也许王挺真的和可可西里有缘，可可西里管理局在最后确定志愿者人选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才嘎局长忘记了王挺的名字，只记得他蓄着长长的胡子。所以在遴选志愿者时，才嘎局长力荐“大胡子”，而队员们却一致推荐王挺。后经核实才发现，“大胡子”就是王挺。 　　2002年4月20日，管理局来电话，告诉王挺被破格录用了。“当时一下子就傻了，放下电话后，我就蹦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是我的执著感动了大家。”王挺愉快地说，“我是非常的幸运，尽管当时已47岁，不符合志愿者的年龄要求，但优势也很明显：身体棒、有经验、还有对青藏高原的那份情。” 　　首次巡山经历 　　2002年5月23日，作为首批志愿者，王挺有幸成为主力巡山队员深入到可可西里腹地。王挺表示，11天的巡山经历如同电影《可可西里》的每一个镜头。 　　5月22日上午确定人选、制定巡山路线、出山日期。“在可可西里，管理局的每次巡山行动都非常迅速，怕打草惊蛇，‘惊扰’了盗猎分子，行动日期和路线也都是严格保密的。因为没有通讯工具，巡山之前要制定出精密的巡山路线和出山日期。如果巡山队员没有在规定日期返回，留守队伍便携带装备，按事先制定好的路线，组织救援。” 　　当天下午采购了7名队员10天的食品：1斤大葱、4个大头菜、200个火烧、2箱方便面、5盒军用罐头。王挺瞪着采购来的食品发愣，才嘎局长笑道：“这已是按旅游的规格和标准采购了。平时巡山，我们队员连这个都吃不到。” 　　两辆车、七个人，还载着七大桶汽油。早上不吃饭，喝茶喝到浑身冒汗时，队长一声令下，开始赶路；午餐随便在车上吃个火烧，有时连水都喝不到；到了晚上煮方便面时，七个人分一根火腿肠，便成了大家最为期待的一顿“正餐”。 　　6月1日早上下雪，王挺早早地起来拍照片，回来时看到帐篷前多了几个雪人，忽然想到那天是儿童节。巡山队员多是作了父亲的人，一年到头难得跟家人团聚，那几个雪人，便是他们送给孩子们的礼物。看着一群三十好几的爷们，围着雪人手舞足蹈的样子，王挺笑出了泪花。 　　中午1点，巡山队行至一处雪山垭口，忽然，眼尖的队长看到了一辆吉普车。王挺打开车窗好奇地顺着队长指的方向望去，隐隐绰绰地有几个黑点在向前移动。这时，坐在后排的队员拉响了枪栓，汽车加大油门冲了上去。“当时我有些紧张，又觉得惊险刺激，后来想起那一幕，又有点后怕……”王挺回忆着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说，真像在战场一样。 　　巡山队员的车迎面截住了可疑车辆，王挺冲下车，打开后备箱，从一只布袋子里搜出一支改装后的半自动步枪，一支双管猎枪和上千发子弹。 　　据盗猎者交待：这是他们第三次进入可可西里偷猎。第一次因为雪大，没能得手；第二次打了六只藏羚羊；正当他们带着数千发子弹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被巡山队员逮了个正着。 　　给你一个真实的可可西里 　　藏语里可可西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在此之前，王挺心中的可可西里，就像大多数人印象中的藏北无人区一样，是块圣洁神秘的地方。而事实上，它荒凉、常年无人居住；它恐怖，处处都是盗猎者贪婪的目光和枪声…… 　　“可可西里是个让人心痛的地方，这里经常有罪恶的枪声响起。”王挺还曾同情过那些偷猎者，以为他们是为生活所迫。后来得知盗猎分子的凶残，接触到一些盗猎分子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可以说没有一点人性，他们把母藏羚羊剥皮后，看到小藏羚羊在母羊肚子里动弹，便用刀子豁开母羊的肚子，只是为了想看看羊肚子里小藏羚羊是什么样…… 　　还有一伙被藏族人称为‘皮子’的人，每3分钟就能剥一张藏羚羊皮，大多数被剥完皮的羊还活着……” 　　“恐怖的可可西里！”这是王挺对可可西里的第一印象。 　　“与凶残的盗猎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管理局的巡山队员。他们朴素而真挚，头顶也没什么环保的大帽子或耀眼的光环。他们坚定的信念与金钱无关，与名誉、前途、安逸的生活更无关。 　　有些信念是注定不能妥协的，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者。”在王挺的话语中，藏羚羊以及可可西里的生态平衡被诠释得如同他的私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王挺说，在可可西里守卫者的词汇中，没有“野生动物”一词，他们把所有的生物称为“大山的主人”。管理局的队员们说过，过去的藏羚羊是不怕人的，可现在，藏羚羊只能小心谨慎地活着。因为盗猎泛滥，一度使藏羚羊这一群居动物，只能三三两两的出现。“它们很孤独。”王挺耸耸肩膀无奈地说。 　　最令王挺感到尴尬的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可可西里。2002年冬天，王挺从可可西里回来后做展览，好多人问他：“可可西里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负责印制宣传册的印刷厂，竟然把可可西里印成了“西西可里。” 　　“这些年外界对可可西里管理局的争论很大，质疑有没有支持的必要……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关心的是可可西里，想为可可西里做事。不管争论结果如何，我也一样要做可可西里的志愿者”。 　　坚守的英雄 　　王挺是个意志坚强、执著认真的人，快30年的烟龄，去年说戒就戒了。他的骨子里还有一股争强好胜，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要努力去做，并且做到最好。 　　妻子半嗔半笑道：“家里攒的一点钱全都给他做了‘活动经费’。”“我长年在外，惟一遗憾的是没能给妻子一个好点的房子，一个有暖气的房子。”王挺面带愧意地说。 　　第一次去可可西里，同事笑着打趣道：“我真不明白你爱人怎么会舍得让你去那么荒凉的地方，如果换作我，就不会同意。”王挺笑笑说：“所以，你不会是我的妻子。”不仅如此，王挺还鼓励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去可可西里。 　　2003年8月，女儿利用暑期，独自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西宁，然后从西宁到格尔木，在那里的可可西里管理局找到王挺，随后又去了西藏。 　　去年暑期，王挺再次深入可可西里时，女儿因为功课忙没有跟去，妻子给王挺发短信说，“女儿说想可可西里的人了。” 　　“我就是想让她看看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保护队员在艰苦地工作着。”王挺说，“去年我在可可西里的时候，影片《可可西里》正在青岛上映，女儿第一时间就和同学去看了。” 　　其实对于可可西里的志愿者们来说，除了巡山，他们从事的多是看似简单的“看天看地看荒原”的乏味工作，用王挺的话说是“坚守”。负责巡山的都是管理局的队员，考虑到巡山的危险性，只有首批志愿者作为主力巡山队员，参加了一次巡山行动，之后的志愿者便没这个“荣誉”了。 　　很多志愿者都不理解，他们来可可西里原本是抱着轰轰烈烈的激情来的，没成想来了以后没什么事可做，很泄气。作为老志愿者，王挺给他们讲可可西里管理局巡山队员的故事，无论是志愿者还是巡山队员，在这里工作就意味着奉献，甚至是牺牲。 　　队员们一个月收入才四五百元，一年只能回家一两次，有的老队员七年没回过一次家。本来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过舒服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坚守，仅仅因为他们热爱生命、热爱这份工作、热爱这片土地。 　　“如果说我有可可西里情结的话，我的情结是那里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最可爱的人。”王挺越说越激动，夸张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仿佛恨不能马上带你去可可西里。 　　“如果是真刀真枪地同盗猎分子搏斗，很多热血青年都能做到，但坚守同时也是一种奉献，要时刻记得坚守可可西里是为了环保，是为了那里没有枪声和罪恶。可可西里的队员们就是这样，五年、十年，用他们的青春、人生坚守着。什么是英雄主义？不一定是真刀真枪地作战，这种默默的坚守，更是英雄主义的体现。” 　　奉献与改变 　　自从成立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后，这些年对可可西里的保护取得了很大成效。王挺第一次去可可西里时，在青藏公路边看不到野生动物的影子，2004年再去时，路边随处可见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等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的种群和数量在逐渐增多，和人类的亲密关系也在逐渐增强，王挺对此感到难以置信，而管理局的保护队员却淡淡地笑着对他说：这就是保护工作的成果，也有你们的功劳。 　　2002年从可可西里回来后，王挺便开始着手筹建可可西里的网站。2002年12月16日，在多方协助下，可可西里官方网站终于建成。直到现在仍然是“可可西里生态宣传不沉的航空母舰”。 　　王挺说：“每年做好30天的志愿者工作，就已圆满完成了志愿者的任务。但我觉得志愿者还应该是播种机，让更多的人了解可可西里，热爱可可西里，热爱大自然，提高环保意识。” 　　王挺现在是可可西里志愿者的山东省联络员，他常利用业余时间举办一些图片展览和讲座。听他报告的人，年龄最大的已逾古稀，最小的刚上幼儿园。 　　每次看着孩子们一字一句地念着“可可西里”时，王挺的心里乐开了花。他说，不要求孩子们完全了解可可西里，只要知道那里有美丽的、需要保护的藏羚羊就可以了。 　　“其实可可西里的自然景观对我没有太大的诱惑，我是因为一种英雄主义的感召来到可可西里的，就是想为可可西里做一点事，这是一种平常心。”王挺还一脸严肃的表示：“去可可西里，就像每年一次的探亲。” 　　而每次离开可可西里，王挺都难以割舍，他会悄悄地原谅自己：离开可可西里是“被迫”的，学生们还在等着他回去上课。离开时，他会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可可西里，我还会回来的。 　　王挺环保语录 　　语录一：“可可西里是一块圣地，少女一般的清纯，它不该有罪恶的枪声和堆堆惨人的白骨。” 　　语录二：“可可西里是个让人心痛的地方，这里经常有罪恶的枪声响起。” 　　语录三：“生活在可可西里的生态种群是脆弱的，藏羚羊却被残杀，以每年两万只的速度递减。” 　　语录四：“可可西里不需要物质的援助，只希望能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外界的惊扰。” 　　语录五：“关于可可西里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语录六：“去可可西里，就像每年一次的探亲。” 　　语录七：“如果说我有可可西里情结的话，我的情结是那里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最可爱的人。” 　　王挺的环保之路(部分) 　　现为可可西里志愿者山东省联络员，并为可可西里管理局撰写保护史。 　　2002年8月至2004年10月，先后四次作为志愿者赴可可西里，并拍摄大量图片。 　　2002年5月，作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和藏羚羊保护志愿者远赴可可西里。 　　1989年7月，骑车去青藏高原考察摄影，行程1.5万公里；期间多次举办摄影展并在全国获奖。 　　1987年去陕北，徒步穿越山陕大峡谷。 　　1985年去陕北，徒步穿越山陕大峡谷。 　　1981年独自骑车去陕北黄土高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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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晨 狂热的环保身体力行者 　　本刊记者/龙曦　她曾经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漂流探险队到达长江源头；曾去阿尔金山寻找野骆驼；曾带着严重的腰疾完成了数十万公里的环保考察；曾和环保志愿者们为了反对处女河的大坝建设而四处奔走。还曾为了让北京动物园不被搬迁而大声疾呼…… 　　汪永晨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有点孩子气的笑。不矜持、不世故，甚至有些纯真。4月13日的“绿家园记者沙龙”上，汪永晨说得最多的话是：“新书出来了，买一本吧。”于是很多人掏钱，卖书的钱捐给怒江小学建图书馆用。 　　沙龙讲座开始了，汪永晨却提着盒饭蹑手蹑脚溜出去了一小会儿。她太忙了，上午刚刚参加了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还没来得及吃午饭。 　　下午5点，沙龙结束，汪永晨抱着两捆书在某宾馆的免费休闲区接受记者的采访——显然她对采访没兴趣，她急着回家写文章，或者去卖更多的书。 　　14日下午，在北京和平宾馆，记者再次见到匆匆而来的汪永晨。即使很忙，她也总是显得很精神：梳着很年轻的发型——前天是披肩发，今天是一根麻花辫。她的神情也像年轻姑娘，或许这就是她所向往的状态：“我就是大自然的孩子，也别长大了，永远是做大自然的孩子。” 　　童年的颜色 　　“我看到了很多的小蝌蚪，柳树发芽了，树叶都发生了变化……”小时候，汪永晨家住在北京玉渊潭附近。周末，父亲常常带她去远足，从玉渊潭沿着河流往上走。汪永晨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自然界的变化，感觉到自己与自然是如此的接近。 　　2005年3月底，汪永晨第三次考察怒江，在一个只有6个学生的江边小学里，她听着孩子朗朗地读着课文：“春雨沙沙，春雨沙沙，细如牛毛，飘飘洒洒，飘在果林，点红桃花，洒在树梢，染绿柳芽……” 　　汪永晨淋着雨走在怒江边，望着被雨打湿了的绿油油的大山，一边走一边背着孩子们朗读的课文，仿佛一下子也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不过，童年时看到的一切都在日益改变。刚从怒江回到北京，汪永晨就收到朋友的信。信上说，随着珉江上一个个大坝的耸立，昔日会跳出“雪花”的岷江，如今连可供植物生长的一片湿地也没有。 　　行走在干涸的河道里，脚下的石头会“咔咔”作响，脚步带动的尘土在空中飞扬。而上个世纪80年代，那奔腾咆哮、浪花翻滚的岷江曾让汪永晨激动过。 　　边看朋友的信，汪永晨边流着眼泪。她不知明天的怒江、金沙江，会不会也只剩石头躺在空空的河床里。“我最大的希望是，我们的后代能够再看到我童年时蓝天白云的北京，课文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汪永晨说。 　　酷爱广播的她，还希望能够建一座声音博物馆，让很多人来聆听她采自世界各地自然界的声音。听小海豚打喷嚏的声音、听长江源头冰川融化滴水的声音、听高原上牛粪燃起篝火、火焰舞蹈的声音…… 　　环保不分贫富 　　1988年，汪永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做记者。一天，一名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告诉她，说来香山采红叶的人太多了，把黄栌的根都采出来了，红叶也被采走很多，破坏很大。他又带汪永晨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看工人们在湖面上“捞脏”，工人们说一天最多能捞一百多船。 　　汪永晨从那时起第一次产生了环保意识，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此不和谐。她立即制作了两期广播节目《救救香山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节目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 　　5年后，汪永晨从西宁坐“巡洋舰”到格尔木采访。在格尔木野牛沟，她看到野牦牛悠闲自得地在草地上吃草，藏羚羊们奔跑、嬉戏着……就当汪永晨陶醉于大自然的和谐画面之中时，一头刚刚被猎杀的野牦牛的尸骨横在她的眼前。 　　“它的血，红红的印在了高原小溪旁的石头上，它头骨上的两只角朝天，似乎是向苍天发问，为什么，这究竟为了什么？”从那一刻起，汪永晨决定，这辈子要把自然保护区的美和它存在的意义告诉更多的人，也要让更多人看到自然被人类糟蹋的样子。 　　1994年，“鸟痴”朱以勋和一群爱鸟的农村穷孩子，将汪永晨真正带上了环保之路：在贫穷的苏北农村，小学校长朱以勋卖了口粮面粉，换回一只受伤的大天鹅。一个孩子家要砍树盖房子，为了不让大树上三窝正孵后代的燕子失去家。孩子抱着爸爸的腿说，“你要是砍树，就先砍了我。” 　　那是位于穷山村里的一个美丽学校：绿树参天，树上挂满了鸟巢。学校里有鸽子楼，有小鸟医院，还有标本室。“我曾经以为有钱有闲的人才去做环保，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这种想法。” 　　“绿家园”理念 　　“不少人觉得环保乏味无聊，因为他们得到的是枯燥的数字和干巴巴的宣传报告，而我对大家说，来做游戏吧，来玩！” 　　1996年，汪永晨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这个名字是汪永晨骑车上班路上灵光一现的结果，“绿家园，可大可小。大，我们渴望整个地球都是绿家园；小，就是我们家的院子，也希望它能绿。”至今，“绿家园”已有3万多名志愿者。 　　汪永晨总像个贪玩的大孩子，呼朋引伴，带领着志愿者们在十三陵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里“领养树”；把荒漠植树“战线”拉到内蒙古的恩格贝、科尔沁，拉到长城脚、黄河边；他们和湖南东洞庭湖的小白雁一起看新千年的曙光；和山东荣城的大天鹅一块迎接了新世纪的到来；和江苏盐城的丹顶鹤一块过春节…… 　　“我的工作、生活与环保已经融在一起了。节假日周末我们去京郊种西红柿，我们开篝火晚会、看星星、观日出、听鸟鸣。不论是植树还是在大街上捡垃圾，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大家笑个不停。” 　　汪永晨说，“绿家园”的理念就是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我先生常常和我一起去，在大自然里我们很快乐，这种快乐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用不着刻意宣传，在大自然中玩，是最好的教育。你快乐了，就会爱它，像爱自己的家，自己的伙伴。” 　　不愿为怒江写祭 　　当然，他们也不仅仅是去玩。2000年夏天，“绿家园记者沙龙”正式启动，民间环保组织开始借助媒体的影响力，推动实际的环保行动。最有影响力的两件事就是反对都江堰和怒江的大坝修建，由此汪永晨也一度被称为“反坝人士”。 　　保卫都江堰最终以胜利而告终，怒江“保卫战”由2003年8月拉锯至今，仍让汪永晨感到深深的忧虑。 　　得知云南怒江中下游将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消息后，媒体掀起了报道狂潮。2004年2月，汪永晨和20多名媒体记者、环保志愿者一起，开始了为期9天的怒江之行，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声音资料。 　　时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对规划做出批示，缓建大坝。消息传来，正在怒江的山谷中行走的汪永晨激动地失声痛哭。 　　“当时心情很复杂，也没那么惊喜、乐观。”汪永晨说，离开怒江的时候，担心再来时，这样漂亮的地方不知是否还存在，所以心情特别沉重，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最后的记录。2005年三四月之交，汪永晨第三次走进怒江，看到了为修坝而停在江中的勘探船，及从江心刚刚打出的岩芯。 　　回来后，严重的腰疾让汪永晨不得不卧床休息。某天，她随手翻到一篇祭文，在怒江时因为各种困难、压力和病痛而没流出的泪，终于溢了出来。汪永晨说：“我是担心有一天，要为怒江写祭呀！” 　　不极端的狂热 　　2004年末印度洋海啸后，汪永晨在一场“人类是否要敬畏大自然”的论战中走到风口浪尖，并被扣上了“极端环保分子”等一大堆“帽子”。 　　“我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是不顾老百姓死活、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汪永晨说，“比如反对大坝，很多人问我如果怒江还是要修坝，你会不会觉得很失败？” 　　“我觉得，其实这两年来，我们不是仅仅赶一个坝，而是呼吁环境评价的执行，呼吁监督机制和政策的透明，信息的对称。” 　　汪永晨喜欢将自己称为“环保发烧友”，她说：“我愿意把这个‘发烧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和我来一起‘发烧’，一起关爱自然。” 　　也有人将汪永晨称为“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开始她很不理解这种称呼，后来有朋友给她解释。如果你今天存100元钱，明天可能就只有80元的购买力了。如果你还想得到100元，今天就要存120元。你要明天的美好，今天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如果为了明天更好，需要今天加倍努力的话，我愿意这样去做。如果这样做，对今天的人来说是疯狂、狂热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还需要有一些这样狂热的人，我愿意身体力行。” 　　汪永晨的环保之路(部分) 　　2004年 获得“世界环境人物奖”，并把两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给了怒江环保项目。 　　2001年 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 　　1999年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环保热线》和《动物天地》栏目；同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使者”。 　　1998年 出版《拥抱自然》；同年夏季，进入长江源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到达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冰川的广播记者。 　　1997年 制作出广播节目《“白”了长江》。不久，有关“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出台；同年，“绿家园志愿者”开始推行沙漠植树计划。 　　1996年 发起成立了“绿家园志愿者”。

花叶无痕

　　王灿发的环保助人之路 　　本刊记者/旺达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一位温和的学者一次又一次地站到法律面前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教学之余把所有的经历都倾注到中国的环保事业？人称“及时雨”的法学专家王灿发教授有着怎样的环保之路？ 　　法学专家王灿发教授个子不高，脸上带着不加修饰的热情，跟人交谈的时候连眼睛里都带着笑容，看不出半点强硬。 　　他的办公室位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一座普通的单元楼里。和他一起办公的不是学者、教授，而是他的学生，他们跟老师一样热爱环保事业，成为“中国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志愿者。 　　在“中心”的墙壁上，挂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锦旗。自1999年开通“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热线”以来，王教授组织热心环境保护的法律专家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并为重大、典型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垫付部分律师代理费和诉讼费。 　　到目前为止，王灿发和他的法律帮助中心已经无偿受理了几百个环境污染索赔案件，为成千上万的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了帮助。如今，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通过“中心”的热线电话与王灿发取得联系，渴望得到法律援助。 　　环保概念初体验 　　山东人王灿发第一次接触到环保法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2年，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厦门大学任教，1983年王灿发来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进修。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中国早期环保法规起草者之一陈正康的环境保护法课程。当时的中国，对环境的重视还远远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只有国内两三个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 　　第一次接触到环境保护法的王灿发很快便被吸引住了，他隐约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问题，而环境保护法能帮助中国解决即将面临的环境困惑，同时也是全人类应对污染难题的一个途径。 　　在北大选修了环境保护法之后，王灿发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给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写信，表达了自己想开设环保法这门课程的想法，并很快得到了批准。从那以后，王灿发一边听课一边着手写自己的讲稿。尽管这让他很劳累，但却沉浸在幸福和兴奋当中。 　　对环境保护法的兴趣引发了王灿发的环保意识，他说：“这是对人类很有用处的一部法律，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再加上我本人很喜欢大自然，喜欢呼吸新鲜的空气，有渴望美好环境的愿望，所以决定投身到环境保护事业当中。” 　　在厦门大学的第一堂环保课，王灿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讲到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时候，王教授向学生们发问：“你们知道世界上两大风景画派出现在哪儿吗？” 　　面对学生们的一脸茫然，王灿发继续说到：“这两大风景画派一个在荷兰，一个在英国，因为它们是海洋国家，海洋的气象变化和色彩变迁能够刺激画家的大脑，画出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画。当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漫步海滩绝对是非常美好的感觉……” 　　学生们很快就被他所描绘出的景象吸引住了。用王灿发自己的话说，尽管当年自己是厦门大学里丝毫不引人注意的、个子最矮的老师，但还是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 　　使命感催生的帮助中心 　　1985年，王灿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专门从事环境法的教学、研究工作。 　　正如王教授最初预料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凸显了出来。1995年，江苏省邳州一个农民的4000只鸭子10天之内全部死光了，靠此为生的农民转眼间生活没了指望：住在窝棚里，贷款没法还，痛不欲生。 　　农民想起诉排污单位，可法院不愿受理，也没钱交诉讼费、请律师。王灿发得知这一消息后，酸楚和使命感迫使他给这位农民去了封信，说愿意为他打官司。后来，他3次跑到邳州，经过一番论战，法院一审判决排污单位赔偿受害农民74万元人民币。 　　这次胜利给了王灿发很大启迪：全国肯定有很多这样告状无门的人，于是一个念头悄然兴起——成立一个机构，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和资助。他从1996年开始寻求资助，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到1999年11月1日，王灿发终于主持建立了“中国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我们的律师出去打官司不但不要钱，还要出钱为污染地区做鉴定，再加上打环境案件的难度相当大，所以‘中心’成立之初根本没有人相信这会是真的。 　　当淮河那边吃尽环境污染苦头的老百姓被告之有这样一个帮助中心，并能免费为其打官司时，还认为这是一个陷阱……”王教授这样叙述“中心”成立之初的情况。 　　说起几年以前“中心”帮助的第一个案件，王教授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在1999年的11月份，“中心”的帮助热线开通不久后的一天。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位居民打来电话说，自己的住宅旁边有一个建筑公司的搅拌站，搅拌机发出的巨大噪音已经把家中的墙壁震出了拳头大的裂纹。起诉到了法院之后，法院居然判自己败诉，无奈之下，他拨通了热线，在“中心”的帮助之下，他最终得到了赔偿。 　　替受害人说话 　　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市规划委批准卫生部的两个研究所在潘家园南里建动物实验室，作为饲养和解剖动物的场所。工程开工后不久，三位潘家园南里选出的居民代表来到了政法大学的法律帮助中心。 　　“那里本来已经有了一个小型的动物实验室，解剖以后的动物尸体跟周围的居民垃圾扔在一起，夏天很臭，居民们连窗户都不敢开。那么小的实验室已经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了，现在又要盖一个更大的，居民当然不能同意了。” 　　王灿发教授叙述这件往事时，声音变得坚定而又坚决，“另外，当时正直非典时期，居民也担心做动物实验时，细菌跑出来造成疾病的传播。”居民们去工地抗议，跟施工单位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连警察都赶来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最后，居民们决定将北京市规划委告上法庭。经过现场勘查，王灿发决定带着他的两个研究生一起为居民讨一个公道。 　　在任何一个城市里，规划委都是一个“实权部门”，这一点王灿发也明白，案子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之所以接受居民的委托，就是因为居民们经济上都比较拮据，请不起律师。“他们中除了退休工人就是下岗职工，有的人为了多挣些钱去医院做护工，专门照料非典病人，我认为帮助他们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 　　按照卫生部的规定，动物试验室距离居民区最少20米，新的规定要求是50米。而潘家园南里附近的动物试验室，加上一条马路的宽度也只有19.6米，按旧的规定都达不到标准。王灿发坚定地认为居民一定能够胜诉。 　　这个案件让法院也很为难，经过了几次开庭之后，法院找到王灿发希望他能够劝说居民们撤诉。王灿发笑了笑说不行，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在他的坚持之下，法院只得依法判决规划委败诉，停止了动物实验室的建设。 　　“这是北京市第一个老百姓告规划委的案例，最高法院发了一个公告把这个作为典型案例来刊登。这个诉讼也给那些有权的行政部门敲了警钟，促使他们依法行政，接受群众的监督。不严格执法、不按照法律办事，老百姓会告你，同时也给了老百姓法治的信心。” 　　法律帮助中心不但不收钱，还出钱帮助居民打官司的消息在北京不胫而走。为了表示对王灿发教授和“中心”的感谢，潘家园南里的居民们订做了一面锦旗送到“中心”。如今，这面锦旗静静地挂在“中心”的墙壁上，记录着王灿发和“中心”走过的足迹。 　　且行且艰难 　　在采访的过程中，每当提起那些向法律帮助中心求助的人，王灿发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受害者都是弱者”。他说，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法学家的价值追求，如果连正义都不能去维护，学法律还有什么用！特别是作为一个法学教授，维护正义是自己的第二生命。 　　然而，当正义遭遇到经济利益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阻力。在河北著名鱼米之乡白洋淀，由于水资源受到污染，河里的鱼虾大量死亡。当地的老百姓告状，却得不到当地法院的受理。王灿发得知这个情况，和法律帮助中心的律师、记者一起到当地去调查。 　　没过多久，当地的一位县长带着两个镇长和律师一起来到了北京，找到王灿发，县长很委婉地表达了来意：“你们这个中心为老百姓免费打官司很了不起，外出办案需要大量的经费，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愿意尽一份力……” 　　面对突然打过来的糖衣炮弹，王灿发很干脆地回绝了，“我们帮助老百姓是自愿的，不能收你的钱。”于是，县长又打起了情感牌，对王教授大倒苦水，“你帮了那些人就等于毁了整个白洋淀，没有旅游者，对整个白洋淀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王灿发的回答是：“你要发展旅游业就不能污染河流，对外宣传搞得那么好又有什么用，旅游者去了之后看到的是一滩臭水……”说起这些办案的小插曲，王教授显得有些执拗，同时还有些担忧。 　　“我们帮助案件最多的就是河北省，很多企业使用的都是淘汰的设备，用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来发展，不符合标准的印染、制革、小化工和制药企业到处都有。 　　在河北唐山的乐亭县，一个小钢铁厂在不采取任何防污染措施的情况下生产，我们看到，开车的时候都睁不开眼睛，而当地的老百姓还因为上告被抓了起来…… 　　所以中心必须去帮助那些污染受害者。地方政府都希望发展经济，因为考核政绩看的是经济指标而不是环保指标。地方上的环保部门只是政府的一个机构，靠他们去严格执法是很不现实的。 　　只能让老百姓行动起来对污染企业形成压力，寻求赔偿，让污染者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样就不能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从而遏制破坏自然环境的现象。” 　　经费有限帮助无限 　　将一个无偿为老百姓提供援助的法律中心开办起来，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如何让它运转并且维持下去却是最大的困难。 　　当谈到这些，王灿发重重地叹了口气，每年他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向国外一些热心环境保护方面的基金会，写申请报告，尽可能多地筹集基金。到目前为止，王教授已经为“帮助中心”申请了超过300万的经费，然而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王教授向记者举例：上个月到贵州省打官司，去了三个鉴定人和三位律师，往返的机票和住宿就需要3万元的支出；在福建南坪为当地老百姓所做的一次污染鉴定的费用也在10万元以上……所以，他还要不断地发现和寻找潜在的资助人。 　　他说，成立“中国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初衷就是要帮助中国的老百姓，而且是义务的，所以经费就只有筹集了……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又有一位远在湖南的刘姓受害者打通了热线。王教授的学生一边询问详细情况，一边在表格上做着记录。受害人讲述的恰好是王灿发不久前从别处听到的，并且一直在关注的一个案件。他立刻拿起学生的记录本认真地翻看起来，顾不上再跟记者多说话。 　　王灿发说自己是个很难闲得住的人，他除了日常教学和法律帮助中心的工作，还正在着力起草7个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他要尽自己最大努力为环保奔走和呼吁。看来，他的环保之路只能是越来越繁忙了…… 　　王灿发的环保之路(部分) 　　2001年、2002年，为了培养一批熟悉环保诉讼的律师和法官，中心先后在全国招收了100名律师和50名法官，进行“环境法律实务培训”…… 　　2000年，著作《环境法学教程》，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9年11月1日，“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成立，同时开通了全国第一条"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热线”(010-62267459) 　　1996年，为创办“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开始寻求资助，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 　　自1994年以来开设"律师信箱"专栏，以严律师的名义回答全国各地读者有关环境法的疑难问题200多篇。 　　1988年，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从事环境资源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1985年，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读研究生。 　　1984年起在厦门大学法律系从事环境法的教学工作。 　　1983年，王灿发来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进修，初次接触环保法。 　　1982年，在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厦门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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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状况数据 　　中国的化学耗氧量(主要是水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 　　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 　　每万美元产值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 　　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 　　7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即丧失水功能，不可农业用、不可工业用，更不可作饮用水源，专业术语称为“劣五类”)占41%； 　　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 　　1/4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32%；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列全球倒数第12位。 　　(据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披露) 　　污染造成损失 　　经济损失 　　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 　　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 　　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表明，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 　　健康损失 　　2004年，中国患病的人数已增至50亿人次，因健康不安全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0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7%。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报告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 　　天鹅姑娘徐秀娟 　　徐秀娟生于黑龙江省的一个养鹤世家，父亲是扎龙保护区鹤类保护工程师。年幼时，她常帮父母喂鹤，对丹顶鹤有着深厚的感情。 　　1981年8月，徐秀娟到扎龙自然保护区和父亲一起养鹤。上班第三天，就能分出几十只鹤的生年、编号，并且很快掌握了丹顶鹤、白枕鹤、衰羽鹤等珍禽饲养、放牧、繁殖、孵化、育雏的全套技术，饲养的幼鹤成活率达到100%。 　　1985年3月，徐秀娟自费到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系进修，仅一年半就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之后，徐秀娟来到丹顶鹤的主要越冬地——江苏盐城自然保护区工作。 　　1987年，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两只白天鹅乘秀娟给它们洗澡之际，突然飞走。秀娟忙跟踪寻找，终因体力不支，在过河时被寒冷的河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也许听过这首歌的人很多，但近20年后，能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她？ 　　香港环保人士周兆祥 　　周兆祥一向给人的印象是环保专家，很多人还以为他的专业是环境学，其实他的正职是香港浸会大学翻译课程的主任。 　　“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心的教育。”对于周兆祥来说，环保是爱惜这个地球。当人人都赶潮流谈论环保之际，他早在20年前就已经与环保结下不解缘。 　　“回想20年前，我远赴英国读书，当时外国已有人谈论到环境污染会引起地球大灾难。在伦敦，我深深体会到毒雾的恶果，令我意识到空气污染和海水污染带来的严重后果。” 　　周博士认为，环保根本无分你我，可以解释为“我是谁”？你和我有权生活在这个地球，一条鱼也有权生存在这个美丽的星球，破坏环境即剥夺我和你，也是剥夺了它们生存的权利。 　　为了进一步推广绿色生活，2004年，周兆祥开始全身心地致力于他的理想：创立一个自然、自在的绿色生活教育基金项目——Club 0。 　　环保高官潘岳 　　潘岳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后，“求实”是坊间对这位年轻官员的简短评价。“我的经历让我成为一个执著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但在环保问题上，我不愿意成为预言者，因为问题太严重。” 　　2005年初，他向媒体通报了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他表示：“我们要从环保这个能够使所有人共赢的领域切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优势，展开一场导向和谐社会的公平实验。” 　　“一系列数字和事实，使我认识到，环境问题已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潘岳提出给予环保部门更多的权力。 　　要实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就必须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扩大环保的公众参与，强化民主法治的监督约束机制。 　　属于可可西里的冯勇 　　2002年11月30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6名志愿者，前往野鸭湖附近捡拾垃圾时，乘坐的吉普车发生故障。冯勇步行数小时到青藏公路边寻求救援。第二天，被搜救人员发现时，他已没有脉搏和呼吸，送往附近医院，被确诊死亡，年仅21岁。 　　2002年10月，成都小伙冯勇加入“绿色江河”环保组织，决定去可可西里当环保志愿者。半个月后他才给家里打电话，告诉母亲可可西里是个荒凉的地方，他在那儿义务地保护环境和动物。 　　冯勇没告诉母亲的还有很多，比如他每次打电话都要跑到10公里以外，比如他本来可以在11月30日就结束保护站的工作返回家……母亲拿着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给环保人士的第一本荣誉证书，很为儿子骄傲：“只要做了好事，那就值得。” 　　冯勇有一个网上墓室，点歌、献花的人络绎不绝。“藏羚羊会记住你的，可可西里会记住你的，家乡的人会惦记你的……”有网友这样留言。 　　海外环保 　　一本书与一生路 　　珍·古道尔七岁时把休·乐廷的《杜利特尔博士的故事》连读了三遍，之后，她做了决定：我要去非洲。26岁时，她如愿来到坦桑尼亚的冈比国家公园，开始摸索着与大猩猩交朋友。 　　在丛林中潜心研究多年后，她从专业研究转向了对地球环境的忧虑。为此，她走出丛林，开始在世界各地为筹集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的基金而奔波。 　　她创立了“根与芽”青少年环境教育项目。“根在大地下舒展，形成牢固的基础。芽虽稚嫩，但为了得到阳光，他们可以破土而出。假如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是坚硬的砖石，那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成千上万的根与芽，可以冲破这些砖石。你能改变世界。”这是她为“根与芽”写下的铭言。 　　“地球日”之父 　　因为1969年的一次环境保护演讲会，22岁的美国人丹尼斯·海斯办理了停学手续，离开法学院，开始了他的环保生涯。 　　他选定1970年4月22日为第一个“地球日”。因此，他被称为“地球日”之父。 　　海斯的生活方式非常“环保”：“房子是节能的，双层玻璃的窗户还粘了贴膜，热效好；炉子、灯是节能的，冰箱是省电的；还有一辆不怎么使用的环保型小汽车。” 　　海斯曾多次到中国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加油呐喊，对于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观，海斯认为“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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