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吴宓

木然！

我回来了，看见红小兵、画家和秀秀的留言，偶想说偶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感到不敢乱说乱动。 问大家好，最近很忙，为5斗米，连脚趾都折了：）也没写什么东西（其实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贴篇正在写，不知道能写到何年月的文章上来，以表达对同志们（不是蓝宇那种同志）的敬意吧。 ================================================= 　　　　　　　　　　　　　　　　　　　　闲聊吴宓 　　　　　　　　　　　　　　　　　　　　　木然 　　关于吴宓，如果不是张紫葛那本《心香洒泪祭吴宓》，加上“吴（宓）钱（钟书）结怨”再被撩起，对吴宓的研究，恐怕未必能引起足够的瞩目。 　　吴宓是何人，三言两语恐难道清。懂不懂吴宓其实并不重要，但吴宓与近代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却是真的。 　　笔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爱好的水平，谈不上什么研究。对吴宓的了解，能做的仅是将这些年所读过的书翻翻，所闻所谈若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确已心满意足。 一．学者吴宓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 　　吴宓原名玉衡，后改曼陀、陀曼。宣统二年，外务部所属游美学务处通令各省提学使招考“游美第二格学生”，规定考生年龄最大限为十五岁，吴宓其时已十七岁。为能报考“游美生”，吴取手中所携的《康熙字典》，闭目翻开某一页 ，用手指确指一字，得宓字，即报填“吴宓，泾阳县人，年十五。”吴后在其《吴宓自编年谱》（1894年至1925年年）中如此说：“于是吴宓之名遂立， 而后所犯之错误，所加之罪名，悉与吴宓二字相连属，相终始矣!” 　　吴宓天生聪颖，八九岁读经史，过目成诵；14岁始作诗，15岁在宏道高等学堂读书时，即与伙伴创办《陕西杂志》，并将其诗作“勉为《雨生诗稿》”，拟出版印行。少年吴宓得天独厚，享有“神童”之美誉。 　　1910年，时年17岁的吴宓考入清华，编入1916级( 亦作“丙辰级”) 。吴在校6年，受名师系统指导，文才有长足进步，他在写作上的天分和造诣都很高，诗词、言论、小说、诗评、序跋无所不能，其时的大量创作，如系列诗论被其收进《余生随笔》里，加上后来完成的《空轩诗话》，是我国近代诗论的重要文献。期间近130余题200首诗作，则收进《吴宓诗集》，这是吴宓一生极其重要的著作，也是后人研究吴宓的重要依据。 　　吴宓按理应在1916年毕业，但由于其毕业时因体检与体育均未通过，所以延至1917年才放洋赴美，可见早年的“清华”，“德、智、体”三方面仍为基本。 　　吴宓赴美后师从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白璧德攻西洋文学。1921年，28岁的吴宓获硕士学位回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300元的厚薪聘他任系主任，这在当时已是相当高的厚薪。但当吴宓获悉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大前身)将成立全国高校第一个西洋文学系，马上放弃300元的高薪，接受东南大学160元的教授聘请。 　　吴宓在东南大学任教两年，期间由于东南大学内部人际关系的原因拟取消西洋文学系，吴宓闻讯后坚辞其职：“宓之来，乃为西洋文学系而来。为此五个字之招牌与名称而来。故若西洋文学系之名称取消，则无论合并办法如何。对宓待遇如何(甚至增宓薪至300元，聘宓为新系主任)，宓亦决定引去，决不留此。”(《吴宓自编年谱》)。吴宓对开创西洋文学研究之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1924年，31岁的吴宓被聘为清华教授，其后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及西洋文学系主任等职。 　　吴宓被聘为清华教授还有一件有趣的传闻。 　　话说1923年的3月，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粱治华等三位同学到南京东南大学游学，期间粱听了吴宓数节《欧洲文学史》，吴其时正在讲卢梭，粱受益匪浅，回清华后即在《清华周刊》发表甚高评价的文章，极力推崇吴宓的涵养，谓吴不看笔记及任何纸片，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讲述卢梭的生活、思想及著作，所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粱慨叹吴作为清华游美同学，却不为清华所用，实是清华之损失。 　　人的一生，也许会因某人为契机，导致其命运的改变。我们不敢说吴宓对粱治华一生的影响有多大，但粱治华于后来步吴宓之后游学哈佛，师从吴宓的尊师白璧德，应不是偶然。这个粱治华就是后来的大学者粱实秋。 　　著名学者吴宓通过一名不经传的学生的呼吁而被清华所重用，吴数十年来从不否认：“此亦与清华之聘宓往，有关。”，区区小事足显吴的磊落。 　　吴宓1924年辞去东南大学教授一职赴清华，不但是他学术生命的转折点，而且是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以后之西南联大，及解放后的28年，他经历了郁郁不得志的人生低谷，直到生命之火熄去。 　　1925年元月，吴宓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并亲任主任。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最杰出的贡献，是恭请学校聘请了后被誉为“清华四才子”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之后还荐介了柳贻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同学，这是清华最值骄傲的事情。 　　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述：“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就是“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可见，王国维所能接受的不是清华，而是吴宓。 　　笔者以为，吴宓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的意义在于，以吴宓、王国维、粱启超等代表着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究有了他们能与陈独秀、胡适、常燕生等代表着西化派的社会进步精英抗衡的可能，这种“可能”使他们能够与西化派在同一框架、同一层面上运思、争论和提出他们或西化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主张，从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融合发展。 　　吴宓在聘得静安先生后，又联同粱任公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极力推荐陈寅恪。 　　吴早年留学哈佛，除受业于白璧德外，与陈寅恪、梅光迪、俞大维等互为濡染，志趣趋同。其中陈寅恪对吴宓的影响甚深。吴在1919年3月26日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同年11月10日记：“午，陈君寅恪来，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以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而有洞观全局之益。当谨遵之。”吴宓后来在给友人信中如是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是大气的。吴宓的大气表现在，就吴宓当年的年纪、经验和学术地位，“清华四才子”中任何一人，学问都比他大，声誉比他响，“四才子”中的赵元任与吴宓交情菲薄，甚至成为对头，但这都不影响吴对其“才”之珍惜。吴宓一向所器重的不是个人颜面尊严，而是才德。吴对“才”的珍惜渴求一生不变，象后来堪称他学生的王力、钱钟书、贺麟、季羡林 、李赋宁等，无一不是由他保荐，却至终未以恩师自居。 　　著名学者季羡林这样评价吴宓：“他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有一技之长， 他决不掩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嫉妒。……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 　　吴宓到任清华后，首次开出翻译课，系统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20年代，西洋文学仍旧是一件“美丽的新衣”，选习此课的人本不多，能坚持下去的就更少。我国著名翻译家贺麟其时是吴宓的学生，他与张荫麟、陈铨三人甚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和帮助下，贺于1925年秋写成了《论严复的翻译》，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第24卷第49号上。这篇论文是严复在1921年去世后，就其翻译思想、翻译风格及对后人的影响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奠定了贺麟在中国翻译界的地位。如果说作为清华学生的贺麟是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将其领进国学之门，由此沉醉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那么，将其引进翻译领域，并导致他终身以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己任的影响者，则是吴宓。 　　吴宓对学问的研究十分认真严谨，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这种认真： 　　“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吴宓取字）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已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义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过去曾有不少吴的学生回忆吴在课堂上不翻书本不看笔记不翻任何字条，都以为吴有超然的记忆力，包括粱实秋在南京东南大学第一次听吴授课，则为其言谈之挥洒自如所迷倒，殊不知这挥洒的背后浸透着吴宓的认真，这种敬业的精神正是今天许多学人所缺乏的。 　　当然，吴宓的博闻强识也是不容置疑的。吴的许多学生说起吴在讲述包括如长篇巨著《红楼梦》在内的专题，课堂上引用时从不用带书本或纸条之类，总是凭记忆一字不漏地写在黑板上。他教导学生的读书方法是：“固须博览，多看杂书。但无论何书，皆必须：( 1 ) 一直连续读到最后一页、一行；一书未读完，不换第二书；( 2 ) ……读书有一字之音义不明，必须立刻查出；( 3 ) 查出之后，有某句的意思仍不全了解，必须请老师或朋友指教，直到满意为止。” 　　有学人指出，吴宓一生学著甚少，除了《吴宓日记》和《吴宓诗集》外，研究方面的著述几乎为零，这种看法是极端偏见的。 　　吴宓并不是一位遗老遗少，先不说他留学哈佛，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就目前我国教育界在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出身，吴宓的受业弟子应有不少。据说假若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导师资格的，就应算不长进。 　　吴宓在近代中国，大师不敢妄为，但称之为学者，倒是名副其实的。像王力、钱钟

木然！

二．儒士吴宓 　　谈吴宓，不可能避开“学衡派”。 　　从20年代初开始至今，“学衡派”的名声一直不好，原因是当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在酝酿和积聚爆发之际，“学衡派”提出了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文化建构理想，且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这样，无可避免地，学衡派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靶子，承受所有的罪名，比如守旧、封建、遗老，比如反动、迂腐、复古，成为社会进步打击的理由。吴宓在1963年曾这样慨叹：“《学衡》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学衡》杂志是在1922年1月创刊的，作为“学衡派”的掌门人吴宓，也于1978年辞世，关于“学衡派”的再认识，历史在走过80年的路程后，我们有理由站在更中立，更冷静的层面上去审视“学衡”。 　　学衡派的形成有个过程。 　　吴宓1927年赴美后先是在佛吉尼亚大学学习，后因旋慕白璧德而入哈佛，与梅光迪一同师事白璧德。 　　作为吴宓的导师，白璧德一向以主张“新人文主义”思想备受学术界瞩目。他力主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力主人文价值，反对科学主义，为20世纪初世界文化保守主义之核心人物。 　　吴宓在哈佛游学期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集团正逐步形成，包括攻印度哲学的汤用彤，攻生物的胡光谡，攻历史的柳诏征，攻读历史语言的陈寅恪，攻读机械的俞大维等，这是“学衡派”的前身“哈佛派”。当胡适在留美学生中鼓吹文学改革，号召白话文学，“哈佛派”率先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表示反对。吴宓还亲自著文《论新文化运动》，强调新旧之争，实为国家人文传统与西化反叛之斗争。 　“哈佛派”的成员学成回国后，于1921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重新集结并推出《学衡》杂志，吴宓被推举为杂志总编。《学衡》从1922年1月创刊，至1933年因吴宓辞职而停刊，前后达12年，成为发表文言文论与旧体诗词、反对“五四”新文学的最重要阵地。 　《学衡》杂志第一期出版后，鲁迅就其中一些文章的用词用字提出异议，于是写下了那篇后来被认为是否定与批判“学衡派”的经典文本的杂文《估〈学衡〉》，之后包括包括胡适茅盾周作人等从各个方面对学衡派进行围剿，“学衡派”最终被定性为“复古派”和“反动运动”。“学衡派”因此而背负着沉重的罪名，带着“反对社会进步”的烙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靶子而被打入历史的冷宫。 　　凭心而论，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学衡派”的批判打击，是失却冷静，失允公道的。 　　首先，鲁迅的《估〈学衡〉》，只是对《学衡》第1期中的某些文章文字不通进行了一些就事论事的批评，这种异议的论述仅是学术上的，还未上升到对文化架构重建、社会变革这样高层次的思辨过程，据此给“学衡派”定性，是很片面很不公道的。 　　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容纳和批判的过程，这种容纳和批判不是“非此既彼”的淘汰抛弃。郑师渠在《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文中指出“今天我们欲客观评说学衡派，必须明确两个前提：其一，学衡派是一个现代文化思想派别；其二，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属于学理之争。”，作者在此理论的支持下认为：学衡派的文化思想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它阐扬新人文主义，丰富了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对于中西文化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表现了一种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对于我国的学术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者在对“学衡派”予以公正的肯定时，也很中肯地指出，学衡派有着比较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并因此步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但学衡派所固有的理论缺陷并不能成为全面否定学衡派的理由，因为从实质上讲，学衡派终究是一个有影响的现代思想文化流派，其文化思想的本质追求与新文化运动并无二致，都在于致力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新文化运动代表主流文化，而倡导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则对主流文化起到了补偏纠弊与制衡的作用，二者实际上是互补关系。在全球化趋向日益明显、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今天，学衡派的“发扬非其时”的某些思想主张，正在逐渐显示其自身的合理性。（姜文振：《在欧化与国粹之间——重“估”学衡派》） 　　第三：作为“学衡派”的主流，比如吴宓等，都不是食古不化的遗老，他们都是留学英美的学人。吴宓等所致力的，是古今中外兼容，即在保留中国文化优异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更完美的文化构造，以承担社会变革和发展责任。这种致力与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可惜，身处变革时期的吴宓，作为“学衡派”的掌门人，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嫡传弟子，理应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完整和推动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上带领“学衡派”走出一条更适合社会发展，能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道路，但实际上，吴宓并不具备白璧德所期待的精神领袖的素质，最终导致“学衡派”在论述上走向被动。 　　我们应该承认吴宓是一位“纯正的儒士 ”，他毕生“确信中国儒道之正大……虽言危行殆，但屹立不动”。早在2 0 年代初，吴宓就在《学衡》杂志上全面阐论了“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他认为：“孔子者，理想中之最高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 　　这里讲段插曲：1972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学校组织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围攻他，其时79岁的吴宓很坚定地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学生看他如此顽固，就强迫他喊“批林批孔”，吴大声说：“我宁可杀头，也不批孔!”，由此可见，吴宓在学术精神上，始终坚守如一。 　　吴宓崇孔，却不是那种迂腐的“卫道者”。他对孔子思想仍能清晰地抱着“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坚持和发扬。吴宓指出：“理论方面，则须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评之态度、思辨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体会，造成一贯之学说，洞明全部之真理，然后孔子之价值自见，孔教之精义乃明。”所以吴宓的“笃信儒家思想”，比“打倒孔家店”的盲目躁动要更冷静些，虽然他所代表的思想认识脱节于社会的进步，但在理论上，其基础仍旧是扎实的。 　　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批判、维护本来并没有错，“学衡派”最大的错误是坚守“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样固执的继承，将社会大众的视点转移到“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从而误导了社会大众对“学衡派”所持思想宗旨的理解认同，“学衡派”的这一失误，等于自己将自己钉死在一个四面楚歌的尴尬位置上自己将自己送进了复古的坟墓，这也是最终导致“学衡派”被社会大众所抛弃的真正原因。 　　北塔在《情痴诗僧——吴宓传》跋语中说：“中国现代文学有白话和文言二脉之分。长期以来 ，文学史家只注重白话文学一脉，对文言文学视而不见，且多有贬损。相反，文言写作者则能包容白话文学。……窃以为不论白话或文言，只要写得好就行，不必太拘泥于形式的。”这个见解倒是稳固的。如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走过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后再回头来看，新文学借“打倒孔家店”而对传统文化拒绝兼容是一种冲动无知的失策，这种失却兼顾中西古今，在维护和发扬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本来远没有学衡派那么从容淡定。只是由于“学衡派”过分的守旧固执，过分的“厚古薄今”，对新文化运动帮了倒忙，其影响蔓延至60年代后出现的文化革命，这是“学衡派”的失败。 　　吴宓一向以文言行文，其著名的论著《文学与人生》也是中（文言）英文混杂。《文学与人生》于1993年出版时，由北大王岷源教授把其中的英文译成中文（白话文），导致这篇文章中的文体参差嵌合，泾渭分明，由此可看出吴宓的固执。 　　本来吴宓一生坚持写文言也不算什么大错，但当社会大众已经接受了白话文，并且视野不仅停留在中国文化上，身为研究西方文学先驱的吴宓，就显得很被动落后。而由这样的人，包括象留下遗嘱，声称自己的所有著作不准用白话文发表出版的钱穆等执掌“学衡派”，社会大众又怎会去接受呢？ 　　吴宓不但只固执，而且很冲动。 　　1924年吴宓离开南京到北京清华后，《学衡》派继续与五四“新派”相驳难。据说吴宓曾在某宴席上遇到胡适，胡适戏问：“《学衡》有何新阴谋？”吴宓戏答：“欲杀胡适耳！”如此戏言，可谓意气用事。 　　吴宓不具备作“学衡派”的领袖，还不仅是他的固执和义气用事。 　　有研究者认为：“从性格上言，吴宓喜怒形于色，难于自制而易于冲动，是个浪漫型的人物。应当说，性格与主张，不应等同。但是个性浪漫者，所谓血质型人物，往往胸无城府，为理想不惮压力不计代价，在激进阵营此类人物，常居多数。而保守阵营，往往是所谓粘液型人物会聚之地：以守成为大德，以传统为规臬，以社会公认的道德律已。” 　　吴宓的导师白璧德认为培根创始的科学主义已发展为"视人为物"，泯没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卢梭创导的泛情主义已演变为抛弃传统，放纵不羁的浪漫主义。现代社会在面对这种“功利”与“泛情”的堕落，应强调自制精神，注重道德修养。 　　吴宓虽不功利，但吴宓“泛”且“专”情。 　　吴宓的专情首先表现在他对《红楼梦》的痴恋上。 　　吴宓一生钟爱《红楼梦》，他对“红学”的喜爱，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认为《红楼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自称为紫娟，理由是紫娟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 　　有一年，陕西国民党三青团的一名文人，想通过他的嗣父邀请他去讲《红楼梦》，被他一口拒绝，理由是他不但不愿对牛弹琴，更重要的是他一生绝不能干任何玷污《红楼梦》的事情。 　　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有天他看一间牛肉店起名叫“潇湘馆”，他硬拿着手杖进去狂打一通，说是这么肮脏的地方起这么个纯粹雅洁的名字，着实玷污了林妹妹的声誉，吴宓的认真纯然可见一斑。 　　综观吴宓一生，尤其他在情感上那种至情至性的泛滥乃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况，实难符其师所望。 　　早在哈佛期间，陈寅恪就看出吴宓在情感上的弱点，他曾语重心长地劝慰过吴宓：“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

竹子

严重热烈欢迎木然同志回来基点茶馆！

秃头画家

能再看见木然胸，十分的高兴！兄弟很愿意拜读木然的文章，有劳了！！

秃头画家

木然胸！！写的太好了！！粗略一遍，已经感慨： 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有天他看一间牛肉店起名叫“潇湘馆”，他硬拿着手杖进去狂打一通，说是这么肮脏的地方起这么个纯粹雅洁的名字，着实玷污了林妹妹的声誉，吴宓的认真纯然可见一斑。 一个学问家，特别是一个研究文化和历史的学问家，如果要能上升到大师级的领袖水平，没有足够的性格定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以及经历悲剧的。这种定力的意义在于，只有在孤独冷漠中进入一个纯然的研究空间，摒弃所有个人情感的干扰，摒弃非学术的杂念， 以一种近乎面壁的入定思索进入学问之中，其立足点才会达到别人所不能至达的高峰，否则会走火入魔，自毁前程。 吴宓的这种性格距历史人文学家的要求相去甚远，他的性格充满着幻想和情欲，充满着诗人的敏感和冲动，这种性格准备对于历史学家或人文学家是十分避忌的，它应该是诗人，或者是文学家所必须的。吴宓最后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因为他夹在人文与文学之间，夹在文言文学与西洋文学这样狭小的夹缝里固守不化，最终引至他一生由光荣走向落寞的悲剧。 好！！！！！！

a_may

PF啊，木老师

非常秀

木然老师：没说的！！！！徒弟给您道万福了！！！！

木然！

我是乱侃,翻书的干活,大家喜欢看就成.问好.

木然！

着几天我们这里举行爵士节,很热闹,我拍了些照片,有空贴上来.

非常秀

为5斗米，连脚趾都折了：）

木老师伤势好点没有？五斗米就这么沉？？ 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好久不看你的字不过瘾啊。。记得要多来基点看看大伙！